“门开着,没人进来。”何科长站在门口,往里头看了一眼,“三天,一个病人都没有?”
“有三个,在门口站了站就走了。”
他说三天没出事,算验过了。他把手里的文件夹往上抬了抬。
何科长说完这句,补了一句:“明天开门。”
柳小蛮在后头听见这句话,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转身进灶房去了。
何科长没有走。他把文件夹打开,抽出一份红头文件,油印的,摊在柜台上。
“你先看这个。”
林北拿起来。标题很长:《关于开展中医(专长)医师执业注册试点工作的通知》。
红头的边角压出一道折痕,是在文件夹里夹久了压出来的。
文件是横排的,字小,行距窄,一行一行压得很紧,看到第三行眼睛就有点花。他一条一条往下看。
注册对象:已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尚未在县域内执业注册的人员。
推荐:须由三名中医执业医师推荐,其中至少一名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
名额:试点期内,各县按名额上报,不得超额。
注册前测评:实践技能、现场答辩。
何科长把纸翻过一页。“你有资格,可你没在县里注册。医馆挂的是机构执照,登记范围写到针灸为止。”
“惊厥、失语、中毒,一样不在里头。注册了,执业范围按科目走,不用再一项一项报核定。”
看到「名额」两个字,他把纸放下了。“全县三个。”
“三个。”何科长伸出手指,一根一根扳,“县中医院报两个,已经定了。剩下一个。”
林北问还有一个是谁。“惠民堂的韩先生。”
柜台上的灯芯跳了一下,火苗歪向一边。柳小蛮从灶房门口探出头,又缩回去,门帘晃了两下才停。
“他回来了。”
何科长说他原先在惠民堂坐堂,惠民堂倒了,替赵家跑了几年腿;今年开春自己在城南租了个小门脸,挂「韩氏针灸」的牌子。他没这么大动静,一天看七八个,都是老病号。
“他凭什么报。”
“凭他有三个推荐人。”何科长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名单,“省中医院两个,市里一个,都是他早年的师兄弟。”
林北看了一眼,把名单推回去。“我一个都没有。”
何科长说现在有一个,李院长,他替林北说过话,答应了。剩下的两个自己找。
他把文件收拢,说今天来不是催人找推荐,是来说清楚,这一回跟上一回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上一回报核定,是一个人的事,技术够、材料全,他就往上报。这一回是名额,三个人争一个,争上了才轮到找推荐人。
他把文件夹合上,说名额这个东西,不是靠材料,是靠人。
柜台上那盏灯照着他半边脸,另外半边在阴影里。
何科长说韩先生上午递了材料,早了林北半天,他看过了。
他做的材料比林北的齐整:四十七个病例,装订成册,每一页都有照片,每一个病人都按了手印。
还有一份自己写的《针法述要》,二十页,手抄的。“我没有这些。”
“你有四十份病例,可你没装订,就夹在一个布包里。”何科长把文件夹夹到腋下。
“林北,我不是说你不行。我是说,这一回人家准备得比你早。”
林北把那份文件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三个名额,两个内定。
剩下一个,他跟韩先生争。争上了,还得找三个推荐人;找齐了,还得测评。
“我争这个名额干什么。”
何科长看了他一会儿。“你不争,就连考的机会都没有。”他把帽子拿起来,“争了,最少有一半。”
他戴上帽子,走到门口,停下。
何科长又说了一件事。韩先生上午在局里跟人说话,他听见一句:北神医馆那位,技术是有的,就是不懂规矩。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纸,捏得很紧。何科长瞄了一眼,是他那三个推荐人的签字。
门帘落下。
林北在柜台后头站了一会儿,把那份文件折起来,放进抽屉。
柳小蛮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水。“你要去找他?”
“去。”
柳小蛮问找他干什么,他明摆着要跟你争。
林北把热水接过来,喝了一口,说他要看看那份材料,看了才知道差在哪儿。
人家四十七个病例,他四十个。人家装订成册,他夹在布包里。人家找得到三个师兄弟,他一个都找不到。
“你去了,他能给你看?”
“他给。”
“你怎么知道。”
“他要是藏着,就不用在外头说那句话了。”林北把碗放下,“他说我不懂规矩,就是想让我去。”
城南那条巷子比北街窄,两边墙根堆着煤球和劈柴,雪化了的黑水顺着墙根往下淌。
韩氏针灸的门脸只有一间,门口挂一块木牌,四个字,漆是新刷的,刷得比牌子本身还亮。
门虚掩着,里头亮着灯。
林北站在门口,抬手敲了两下。
里头有人说了一声进来。
他推门进去。韩先生坐在桌后头,五十来岁,灰中山装,白发梳得整整齐齐。
屋里只有一张桌、两把椅,墙上挂着一幅人体经络图,图角卷起来了,用图钉按着。桌上摊着一叠纸,一支笔搁在纸边上,笔尖朝里。
“林大夫。”他没有站起来,“坐。”
“韩先生。”
“我知道你要来。”韩先生把桌上那叠纸往前推了推,“材料在这儿,你看。”
林北没有立刻伸手。“你不问我为什么来。”
“不问。”韩先生把笔挪开,“你来了,就是想知道差在哪儿。我告诉你,差在两个人。”
“两个人。”
“第一个,是你爷爷。”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一下。
“他当年把牌子交了,交得干干净净,一个徒弟都没留下。你这一门,就只有你一个人。没人替你说话,没人给你签字。”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你自己。”他把手指收回去,“你治好了人,可你没留下东西。四十份病例夹在布包里,谁看见过?”
“县里那十一个中医,没有一个知道你治过什么。你不留东西,人家凭什么替你担。”
林北把材料拿起来,一页一页翻。四十七个病例,每一个都贴着照片,用胶水粘的,粘得很平。
每一个病例底下都有一个手印,红的,按得实。
翻到最后一页,他停住了。那是一张名单,三个人名,后头跟着职称、单位、签名。
“这三个人,我认识两个。”
“认识没用。”韩先生把材料接过去,摞齐,“他们肯签,是因为跟我同门,不是因为认识。”
林北问那要找什么样的人。
“找肯替你担的人。”韩先生把材料放进抽屉,推回去,推得很稳,“林大夫,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一个名额,我不让。”
“我也不让。”
“争。”韩先生把笔拿起来,“争之前,我劝你一件事:回去把四十份病例装订起来。”
“不是给县里看的,是给你自己看的。你这三个月治了多少人,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
林北把材料合上,放在桌上,用手掌压了一下,压不平。
他站起来。“韩先生。您当年在惠民堂坐堂,一天八十个号。”
“八十个。”
林北问他那时候为什么不装订病例。
韩先生的手停在笔上。笔尖悬在纸上,墨聚成一点,慢慢地洇开,洇成一个圆,圆的边上是毛的。
外头巷子里有人在倒水,水泼在雪上,腾起一点白气。
“早年不用装订。”他说,“早年有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