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信归信，心里还是有点发虚，一时半刻还没法彻底消干净。
这也是老毛病了。换作刚穿过来那两年，碰上这等从天而降、祸福难料的差事，他早就在心里把最坏的结果挨个想了一遍，越想越怕，惶惶不可终日。如今历练出来了，那股子怕还在，却压得住了，不至于乱了方寸。
他在心里跟自己说了一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李世民要用，便让他用；自己把分内的事办扎实，少说话，多磕头，总归错不到哪里去。
这是他这些年在贞观朝安身立命，一点一滴摸出来的法子。笨是笨了点，管用。
“唐公这么一说，下官心里头透亮多了。”他拱了拱手，脸上也有了点真笑，“既如此，这桩差事，下官便仰仗唐公了。唐公怎么吩咐，下官便怎么跟着办。”
“这才像话。”唐俭满意地点头。
心里那团疑云散了，文安便想起正事来。
他往前略倾了倾身子，问道：“唐公，那咱们什么时候去见高句丽的人？”
“急什么。”唐俭端起案上的茶碗，发现水还没烧开，又搁下了。
“急倒不急。”文安斟酌着词句，“下官是心里头没底。”
“房相在殿上说，先礼后兵，遣使臣去与高句丽交涉，叫他们拆了萨水的京观，交还骸骨。下官想请教唐公一句——高句丽人，当真会乖乖把前隋将士的骸骨交出来么？”
他问这话时，眉头是皱着的。
在太极殿上，他把话说得慷慨激昂，什么“大唐不接他们回来，谁去接”，什么“让他们入土为安”，句句掷地有声，连他自己都被那股子情绪推着走。
可从大殿里出来，秋风吹了这一路，那股子热血慢慢凉下去，他心里头那点更实在的盘算，便又浮了上来。
说实在话，他心里头，其实是偏向出兵自取的。
站在大唐的立场，站在那些汉家儿郎的立场，他能在殿上说出那番话，能念出那四句诗，那是真心，半分不假。可把身子挪到高句丽那一边去看，这事又是另一副模样。
那些京观，在大唐眼里是耻辱，是压在国门边上的一块心病；可在高句丽眼里，那是什么？
那是武功，是荣耀，是他们当年以弱敌强、硬生生拖垮了一个庞大帝国的见证。
萨水边上那一场大捷，杀得隋军三十余万只回来两千七百人，在高句丽的史书上，在高句丽的君臣百姓嘴里，注定是要世世代代传颂下去的。指挥那一仗的乙支文德，于高句丽而言，是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是举国共敬的人物。
彼之仇寇，我之英雄。
这道理，文安前世在书上、在网上见过太多回，放到自己身上，才品出里头那股子说不出的别扭。
他没法指望高句丽人自己幡然醒悟，含着泪把那一座座京观平了，把骸骨恭恭敬敬送回来，再道一声抱歉。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更何况，眼下的高句丽，可不是什么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文安心里清楚，这个国家立国六百余年，据着辽东的山川之险，依山筑城，带甲数十万，是实打实的海东第一强国。前隋那么厚的家底，百万大军，三回征讨，都在辽东的冰天雪地里撞得头破血流。离它真正灭亡，还有好几十年，要等到高宗总章年间，由李世绩、薛仁贵那一代人去收尾。
如今才贞观四年。
让这么一个国家，单凭鸿胪寺的一纸交涉、几句软硬兼施的话，就把自家引以为傲的武功标志亲手拆了——文安总觉得，这事没那么容易。
他把这层担心，一五一十地对唐俭说了，只把那些后世才有的年头和人名，尽数压在心底。
唐俭静静地听着，听到末了，脸上露出一点冷笑。
那冷笑不是冲着文安来的。
他这把年纪，笑里带刀的时候不多，可这一笑，眼角的皱纹里都带着寒气，那是冲着辽东方向、冲着高句丽去的。
“他们不敢。”
唐俭只说了这四个字，跟房玄龄在殿上说的，一字不差。
可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又跟房玄龄那句不太一样。房玄龄说这话，是宰辅的笃定，是把天下大势都算进了胸中的从容；唐俭说这话，却带着一股亲自在刀尖上走过、亲眼见过大唐刀锋有多快的人才有的底气。
“你当高句丽人真敢拿鸡蛋碰石头？”唐俭冷笑未收，“真以为凭着几座山城、一些鬼蜮伎俩，就能轻视我中国了？”
他伸手在案上轻轻一拍。
“隋炀帝三征辽东，最终落得个丧师辱国，这事，跟高句丽有没有干系？有。乙支文德那老儿，确实有几分将略，诱敌、疲敌、半渡而击，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是个难缠的对手。可你要把那三回败仗，全算到高句丽头上，便错了。”
“最根本的毛病，出在前隋自己身上，出在杨广自己身上。”唐俭看着文安，“这一层，你应该也能想到。若非前隋自己先烂到了根子里，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就凭他高句丽——”
他鼻子里哼出一声。
“也配把我汉家儿郎的尸骸，垒成京观？”
最后这句话，他说得极轻，却极冷。
文安缓缓点头。
这一层，他何止是能想到。
他是从后世来的，脑子里装着后世一千多年里，不知多少史家、多少学者对那段历史翻来覆去的剖析。
当今大唐的君臣，凭着亲历者的眼光看这事；他凭着的，是后世人把前因后果都摊在桌面上、一条一条理清楚了的结论。
两边对照着看，很多事便格外分明。
无论是眼下贞观朝的君臣，还是后世的史学界，论起高句丽，都承认它在当时确实算得强大。辽东苦寒，山城坚固，高句丽人又生性坚韧，善守，这是实情。可若论起前隋三征辽东的失败，主因从来不在辽东，而在隋朝本身。
文安垂着眼，在心里把那笔旧账，一笔一笔地翻。
头一条，便是隋炀帝御驾亲征。
皇帝亲征，听着声势浩大，实则弊大于利。为着维系天子的威严和那一套繁琐的礼仪，大军行动处处掣肘。
杨广又生性猜忌，不肯放权给前线的将领，战前便定下死规矩：凡军事进止，都要先行奏闻，等候他的旨意，诸将不得专擅；每逢高句丽人请降，不管是真心还是诈降，前线都得先停下来安抚纳降，不许趁机进兵。
就这一条，把隋军自己的手脚捆了个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