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倩心里跟明镜似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皱巴巴的预备名额证明，那粗糙的纸张磨得指腹发疼，就像她这几年在公社插队，被风吹日晒磨出的厚茧。
她清清楚楚记得，自己刚到红旗公社插队的第一年，冬天还没下第一场雪，公社就炸开了锅，出了一件天大的事——公社书记李建国的女儿李红梅，被人匿名写了举报信，硬生生把到手的大学推荐指标给丢了。
那时候她刚满十八岁，跟着知青点的老知青去公社领过冬的棉衣，亲眼看见李红梅的妈拎着一筐鸡蛋，在公社办公室门口哭天抢地，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的泪痕冻成了冰碴子。
至于告发的具体内容，没人能说个准话，公社里传得沸沸扬扬，却都只是隐约沾着点边，说是有人状告李红梅的推荐名额来路不正，存在严重的不公。
傍晚收工后，知青点的人围在煤油灯底下嚼舌根，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有板有眼，都说那李红梅是回乡知青，户口刚落公社没半个月，就托她爹的关系，进了公社学区当民办老师，压根没下过一天地，连锄头都没碰过，更别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丁倩当时就坐在角落，手里缝着磨破的补丁裤子，听着那些话，心里没什么波澜，却也记得清清楚楚，有人拍着大腿骂：“凭什么她就能坐办公室教书，我们就得在地里刨土？这就是特权！”
在大伙儿眼里，李红梅就是走了捷径，踩着无数知青和农民的肩膀，铺了一条直通光明的大路，眼看就要跳出农门，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却在最接近希望的时候，栽了个粉身碎骨的大跟头。
后来，因为丢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李红梅彻底垮了。
丁倩见过她一次，就在公社的土路上，以前的李红梅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梳着齐耳的短发，脸上带着知青的骄傲，走路都抬着头，可那一次，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打补丁褂子，头发乱糟糟的，眼神空洞，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压力像座大山似的压得她喘不过气，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就躲在屋里哭，没多久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而疯癫，公社学区也不敢再留她，民办老师的工作就这么丢了。
李建国夫妻俩急得满嘴起泡，四处求医问药，把家里攒的那点积蓄全砸进去了，还借了不少外债，跑遍了周边的县城和市区，李红梅才算慢慢解开了心症，清醒了一阵子，能正常说话、吃饭了。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李红梅就嫁人了，是她妈托人介绍的，邻公社的一个社员，听说那人是个好吃懒做的性子，地里的活从来不干，还动辄对她打骂，喝了酒之后更是变本加厉。
从那以后，李红梅就彻底变了个人似的，整天疯疯癫癫地在公社的土路上骂人，不分场合，不分对象，有时候对着路过的牲口骂，有时候对着光秃秃的树干骂，骂得最难听的，就是“不公”“特权”“骗子”。
丁倩心里清楚，她这样的举动，哪里是骂人，分明是发泄内心咽不下的怨气，是想抚平那道永远愈合不了的创伤——可那怨气太深，深到骨子里，那创伤太痛，痛到无法呼吸，唯有这样极端的方式，才能让她稍微喘口气。
她终究是成了工农兵学员推荐竞争里的牺牲品，一个曾经鲜活、骄傲，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姑娘，就这么被现实毁了，每次想起李红梅疯癫的样子，丁倩心里就堵得慌，想想都让人唏嘘不已。
最让人疑惑的是，到底是谁告发了她？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公社每个人的心里，没人知道答案，也没人敢去深究。
公社里流传最广、也最被大伙儿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能告发她的，肯定也是有权有势的，比公社书记还厉害的角色！要不然，怎么能把她扳倒，还让公社书记李建国哑口无言，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敢说？”
这话听起来糙，理却不糙，丁倩也深以为然。
在那个年代，普通农民哪敢得罪公社书记？别说告发了，就连跟书记说话都得低着头、陪着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一不小心，就被穿小鞋，被发配到最苦最累的砖窑厂去干活。
能敢动公社书记女儿的人，定然是后台比他还硬，手里有能拿捏住他的把柄，要么是县里的干部，要么是更上面的人，否则，没人有那个胆子，也没人有那个能力。
丁倩跟李红梅不算熟，顶多是在公社开会时远远见过几面，有时候是李红梅坐在公社书记身边，有时候是她在学区的办公室门口批改作业，具体的内情，她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
更何况，旁人的糗事儿，她向来不关心——自己的日子都过得一团糟，知青点的粮食不够吃，冬天没有足够的柴火取暖，每天干最苦最累的活，却挣不到几个工分，哪有心思去嚼别人的舌根，去管别人的死活。
这几年，她见过了太多的不公，见过有人靠关系抢占推荐名额，见过有人靠送礼谋得轻松的工作，也窥探到了人性深处的贪婪和冷漠，再想到那些需要靠特权才能拿到的大学名额，丁倩心里早就凉了半截，几乎不报任何希望了。
可她还是舍不得走，跟着大流留在县里，守在教育局门口，抱着一丝侥幸，盼着能有“空缺”意外放出来——起码，她还带着一个“预备名额”的优势，是公社考试名列前茅换来的，比那些守在教育局门口、连公社考试都没参加过的人，多了一条保险，多了一丝机会。
风刮在脸上，带着初春的寒意，丁倩缩了缩脖子，把身上洗得发白的外套裹得更紧了些，眼神里满是疲惫和茫然，心里五味杂陈，既盼着奇迹发生，又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就在她翘首以盼，目光死死盯着教育局大门的时候，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大街对面的招待所门前，站着一个女青年。
那女青年垂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后背微微佝偻着，像是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垮了，脸上满是沮丧和懊恼，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眼眶通红通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似的。
她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指尖因为用力，指节都泛了白，笔记本的封面都被攥得变了形，看得出来，她此刻有多崩溃。
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紧紧跟在她身后，从招待所里小跑着出来，中山装的领口系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堆着小心翼翼的笑，动作里满是讨好和礼貌，连说话都放得轻轻的，生怕一不小心惹女青年生气。
这反常的举动，立马吸引了教育局门口所有年轻人的目光——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正是敏感、热血，又极度憎恨不公的时候，下意识地就往坏处想：这男的，一看就是有权有势的，肯定是欺负这个女知青了！
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有人压低声音骂“不是东西”，有人已经攥紧了拳头，眼神里满是敌意，还有人撸起袖子，就要冲过去，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了。
丁倩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目光紧紧盯着那个女青年，多看了两眼，瞬间就认出了她——她是忽鸡沟公社的回乡知青舒雨，家就住在公社所在地旁边的小队，离她插队的红旗公社不算太远。
丁倩跟舒雨见过几次面，都是在县里的知青交流会上，舒雨性格开朗，爱笑，说话也温柔，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借着这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舒雨跟公社各个部门的人都熟络得很，还经常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帮忙写写画画，平时出个黑板报、写个宣传标语，都是她牵头做的。
舒雨的文笔是真的好，字也写得漂亮，去年参加包头市的群众文艺创作班，写的一篇散文还拿过头名奖项，当时在县里的知青圈里，也算小有名气，不少知青都特别佩服她。
丁倩心里咯噔一下，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以为舒雨是遇到了麻烦，说不定是被刚才那个中年男子欺负了，急需要她这个熟人帮忙，毕竟都是知青，出门在外，理应互相照应。
她来不及多想，也顾不上身边人的阻拦，立马穿过川流不息的土路，土路被来往的车马轧得坑坑洼洼，她跑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脚，疼得倒抽一口冷气，却还是咬着牙，快步走到舒雨面前。
“怎么了？舒雨？出什么事了？”丁倩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伸手就要去扶她，眼神里满是担忧。
舒雨猛地抬起头，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睫毛湿漉漉地粘在一起，看到对面站着的是丁倩，紧绷的情绪瞬间破防，所有的委屈和不甘一下子就涌了上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掉了下来，梨花带雨的，看得人心里发紧。
“丁倩……丁倩……”她张了张嘴，声音哽咽得厉害，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死死咬着嘴唇，肩膀哭得更厉害了。
“到底怎么了？”丁倩又追问了一句，心底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只要舒雨点头，说自己被欺负了，她就立马回去纠集教育局门口的知青们，一起过来声讨那个欺负人的中年男子，不能让舒雨白白受委屈，不能再看到有人被特权欺负。
那个中年男子似乎察觉到了丁倩眼里的敌意，又看了看围过来的几个知青，脸色微微一变，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没敢多停留，也没敢解释一句，转身就快步回了招待所，连头都没回一下，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在追赶。
见他走了，舒雨才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丁倩的胳膊，脑袋靠在她的肩膀上，“哇哇”地哭了起来，哭声里满是绝望和不甘，一边哭一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实情。
“我……我到招待所找内蒙古高校的招生老师，我想去学中文，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给他看了我写的文章，他也说我合适……可……可名额被县里的其他人占了，入学程序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我……我没有任何希望了！”
丁倩连忙从口袋里掏出自己舍不得用的手帕，那是她下乡前，母亲给她缝的，上面还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她小心翼翼地递给舒雨擦眼泪，又抬起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柔声安慰着：“别哭别哭，慢慢说，总会有办法的。”
刚才心里那些龌龊的怀疑，那些对中年男子的敌意，早就被舒雨的哭声冲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满心的心疼——她太清楚，一个知青，能有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有多不容易，那种希望破灭的滋味，有多难熬。
舒雨擦了擦眼泪，依旧抽抽搭搭地说：“那招生老师说……说我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才多艺，文笔又好，总比他前天面试的那个人强多了！他还说，要是让他做评判，他肯定首选我，而不是那个人……”
说到这里，她又忍不住哭了起来，眼泪砸在丁倩的胳膊上，滚烫滚烫的，“可他说了有什么用？他做不了主……”
丁倩心里一动，连忙抓住舒雨的手，眼神里闪过一丝希冀，急切地问道：“他能选你吗？他有没有办法帮你争取名额？哪怕是再争取一个预备名额也好！”
舒雨摇了摇头，眼泪又掉了下来，眼神里的光芒彻底熄灭了，只剩下无尽的绝望和不甘，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嘲和悲凉：“他没有办法……他问我‘你爸干什么的？’我当时就明白了，没有我的名额，原来不是我不够好，不是我比不上别人，而是我没有一个好爸爸，没有能帮我的后台……”
丁倩心里一沉，像被一块石头砸中了似的，沉甸甸的，她知道舒雨的底细——舒雨的爹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老实巴交的，一辈子都在地里刨土，别说县里的干部了，就连公社的干部都不认识几个，根本帮不上她任何忙。
她看着舒雨绝望的样子，又想起了当年的李红梅，心里一阵发凉，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心底升起：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拼爹的年代？没有后台，没有关系，哪怕你再优秀，也只能被踩在脚下，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被别人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