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辩的胜利，并未让李斯感到丝毫的轻松与得意。大殿之上，他虽然以雷霆之势压倒了周青臣等人的分封之议，但当他步出宫门，行走在咸阳宫长长的甬道上时，心头却如同压上了一块巨石。周青臣等人那近乎执拗的坚持，那引经据典时眼中闪烁的、对遥远周礼近乎虔诚的光芒，反复在他脑海中闪现。那不仅仅是一场政见之争，更像是一场灵魂的角力。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可以凭借始皇帝的信任和丞相的权柄，在朝堂上迫使对手缄口，却无法轻易抹去那深植于许多人血脉和记忆中的观念。那是一种源自历史深处的、强大的惯性力量。
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其根基首先扎在深厚的历史传统与复杂的社会土壤之中。分封制并非儒生们书斋里的空想，它是曾经维系华夏社会运转了八百年的活生生的骨架，尤其与宗法血缘网络紧密交织，塑造了数代人“家国同构”的思维定式。秦虽以武力扫平六合，以郡县制重新勾勒版图，但在广袤的关东故地，从失势的旧贵族到深受其文化熏陶的士人，乃至寻常巷陌的百姓，对故国的记忆、对封建秩序下那种相对熟悉的地方自治，仍存有难以言喻的情感纽带。郡县制下的流官，对他们而言，常常是带着咸阳口音的“外来者”，其统治缺乏那种基于宗亲乡谊的天然认同。而儒家高扬的“法先王”、“复周礼”旗帜，恰恰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和怀旧情绪，提供了一个堂皇的出口和理论支撑。这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心理，绝非一场朝堂辩论的胜负或一纸严厉的诏令所能彻底瓦解。
其次，儒家学说本身，便是一棵枝繁叶茂、根系发达的参天古木。自孔子删述六经，经孟子、荀子等大儒不断浇灌，已然构建起一个极其精微而自洽的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哲学体系。它为人伦日用、社会秩序乃至个体安身立命，都提供了一套看似圆满的解释，其强调的仁义、礼制、和谐，对于渴望稳定与意义的心灵，有着近乎本能的吸引力。尽管在秦帝国，法家思想被奉为治国圭臬，但儒家学说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教化功能，如同地下的暗河，仍在私塾、在士人交往中、甚至在博士官的合法外衣下，悄然流淌、浸润。只要这思想的河流不曾干涸，其所承载的“三代之治”理想和分封情怀，便会随之扩散，无声无息地塑造着世道人心。
再者，严酷的现实，往往为怀旧思潮提供了最适宜的温床。李斯辅佐皇帝，力行法治，整顿吏治，与民休息，成效卓着。但郡县制这套全新的庞大官僚机器，在高速运转中难免出现滞涩与锈蚀：某些郡守的苛察，小吏的贪黩，政务推行中的不近人情，以及远距离管理带来的效率低下，都成为民众切身体会的痛苦。这些现实的弊病，极易让人产生“今不如昔”的对比，进而简单地将罪责归咎于郡县制度本身，反而去美化那个在儒家经典中被理想化了的分封时代，向往那种“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温情面纱下的“王道乐土”。周青臣在廷辩中指斥流官之弊，虽被李斯以大局驳倒，但其言辞确也戳中了一些痛处，这无疑让部分对现状不满者，对分封制更添一层虚幻的好感。
李斯深邃的目光，早已穿透了眼前的胜负。他深知，思想的疆域，如若不能用自己的理念去牢牢占据，便必然会被异己的学说所蔓延。单纯的权力压制，如同堵截洪水，可奏效于一时，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今日他力排众议，压下了周青臣，明日呢？待陛下百年之后呢？只要滋生这种思想的土壤依旧肥沃，只要儒家学说仍在传承，类似的挑战必将如韭般割而复生，甚至在某个关键时刻，形成足以撼动帝国根基的滔天巨浪。
因此，当朝堂上的赞颂之声还未完全消散，李斯已将自己关进了丞相府的密室之中。胜利的喜悦与他无缘，他感受到的，是比处理任何具体军政事务都更加沉重、更加紧迫的压力。
“然知其思想根深……”他独自在幽静的室内缓缓踱步，低沉的声音在四壁间回响，反复咀嚼着这沉重的领悟。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映照在他刻满思虑与疲惫的脸庞上。
他意识到，必须超越“堵”与“压”的层面，开启一场更为根本、也更为漫长的征战——一场在思想文化领域争夺人心的战争。他的目标，不再是赢得一次辩论，而是要构建一套足以与儒家思想相抗衡，并能最终取而代之的、坚实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这套体系必须根植于大秦帝国的现实需求，全面论证郡县制、法治观念和中央集权的历史必然性与优越性。
他需要一场系统性的工程：从修订律法条文，使其更深入地体现法家精神；到改革教育体系，培养忠于新体制的官吏和顺民；再到掌控舆论宣传，将维护统一、尊奉中央、恪守法令的观念，通过种种渠道，反复灌输，直至成为社会无需思考的共识。他要让“分封”与“复古”的论调，不仅在朝堂上失去立足之地，更要在民间沦为无人相信、无人留恋的绝响。
窗外的月色渐渐西斜。李斯停下脚步，目光投向案头堆积如山的竹简。朝辩的胜利，仅仅是一个序幕。真正艰巨的战役，此刻才刚刚拉开。他必须找到那条路径，不仅要让天下人在行动上服从于郡县制的管理，更要让他们在思想深处，由衷认同这个崭新帝国的价值与方向。这，将是他作为帝国丞相，所面临的最深刻，也最攸关国运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