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生活依旧艰难，但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改变。
徐知微外出归来，有时会特意带一小包桂花糕，或者几颗难得的水果糖。东西不值钱，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已是难得的奢侈。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随手放在桌上。
而我，在她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时，会默不作声地摇着轮椅，给她倒一杯温热的水。
我们依旧很少谈及过去，也很少触及内心最深处那些敏感脆弱的部分。但我们开始分享一些日常的、微不足道的瞬间。
比如，某个阳光难得的下午，我会摇着轮椅到窗边，看着外面雾气散去的山城景色。她有时会搬个凳子坐在我旁边，两人就那么静静地待着，谁也不说话。
比如，听到某个熟悉的、来自江南的戏曲片段从邻居家的收音机里隐约传来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动作，静静地听上一会儿，然后对视一眼，又各自移开目光。眼底，是心照不宣的，对故土和往昔的复杂怀念。
恨意并未消失，它像背景噪音一样存在着。但它不再是我们关系的全部。它被更多琐碎的、真实的、共同承担的日常稀释了，或者说，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覆盖了。
那种东西，我无法准确定义。它不是纯粹的爱，它掺杂了太多的痛苦、怨恨、无奈和生存的捆绑。但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像藤蔓一样，将我们这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二十四）
转机出现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
徐知微带回了一个消息。她通过过去的关系，联系上了一个在重庆文化界有些影响力的旧相识。对方正在筹办一份坚持抗战宣传的进步刊物，急需能写文章的人，尤其是了解时局、文笔犀利的。
“他问我，还知不知道林未的下落。”徐知微看着我，眼神复杂，“他说，很多人都记得你当年的文章。”
我愣住了。
林未。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女先生，早已被瘫痪、仇恨和生存的艰辛磨掉了所有的棱角。
写文章？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双因为常年支撑身体和摇轮椅而变得粗糙、甚至有些变形的手，又看了看自己毫无知觉的双腿，嘴角扯出一抹苦涩的笑。
“我这个样子，还能写什么？”
“你能写。”徐知微的语气异常肯定，“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写。你的脑子没坏，你的笔也没丢。”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身，目光平视着我。这还是她第一次，在我瘫痪后，用这样一种完全平等的、甚至带着鼓励的姿态与我对话。
“未未，”她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力量，“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你被困在这里，但你的思想可以飞出去。”
我的心，因为她的话，和她眼中那份罕见的、纯粹的信任，而剧烈地跳动起来。
被需要的感觉，久违了。
那个曾经用笔做武器的林未，似乎在我心底某个沉睡的角落，轻轻动了一下。
“可是……写什么？怎么写？”我有些茫然。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我脱离太久了。
“写你看到的，写你听到的，写你感受到的。”徐知微说，“写难民，写空袭，写挣扎，写希望。就用你最真实的白话去写，就像……就像你以前和我吵架时那样，一针见血。”
我瞪了她一眼，但她眼里带着笑意。
考虑了几日，在徐知微的鼓励（或者说“激将”）下，我终于重新拿起了笔。
第一次落笔，异常艰难。思绪纷乱，笔尖滞涩。写了撕，撕了写。
徐知微没有打扰我，只是在我烦躁地揉碎稿纸时，默默地将一杯热茶放在我的手边。
直到深夜，我才勉强写完了一篇千字短文，写的是我们从南京逃难出来，在长江船上看到的一个场景：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紧紧抱着一只破烂的布娃娃，眼神空洞地望着江面。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白描般的叙述，和结尾处一句沉重的叩问：“当一座城市沦陷，破碎的，又何止是砖瓦？”
徐知微是第一个读者。她看完后，沉默了良久，然后只说了一个字：“好。”
她把稿子小心地收好，第二天一早便送了出去。
几天后，文章在那本名为《烽火》的刊物上发表了，用了我的本名——林未。
（二十五）
文章的发表，像在我死水般的生活里投下了一块石头。
虽然稿费微薄，但那种久违的、被认可的感觉，以及能够重新发出自己声音的满足感，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
我开始更积极地观察和思考，将我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将难民们的疾苦，将战时陪都的光怪陆离，将普通人在巨大灾难面前展现出的坚韧与卑微，一一付诸笔端。
我的文章，因为带着残疾者独特的视角和切身的痛苦，反而显得格外真实和深刻，渐渐在重庆的文化圈子里引起了一些关注。甚至有人开始打听我的住址，想来拜访。
徐知微帮我挡掉了大部分不必要的应酬，只筛选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交流。她似乎很乐意做我的“经纪人”和“守护者”，替我处理外界的琐事，让我能安心写作。
我们的生活，因为这份小小的“事业”，似乎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经济上虽然依旧拮据，但至少多了一份稳定的稿费收入，精神上也找到了一个宣泄和寄托的出口。
我和徐知微的关系，在这种新的模式下，似乎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和的阶段。我们像一对默契的搭档，她负责现实的征战，我负责精神的发声。
偶尔，在夜深人静，写作间隙抬头活动脖颈时，我会看到她在灯下，就着微弱的光线，缝补我们磨破的衣物，或者核对一些简单的账目。她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柔和而专注，完全看不出曾经那个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影子。
有时，她会察觉到我的目光，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
那笑容里，没有了从前的算计和伪装，只有一种历经磨难后的平静，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暖。
我的心，会在那一刻，变得异常柔软。
恨吗？
也许还恨吧。但那恨，早已变了味道。它更像是一味药引，溶入了我们共同熬煮的这锅名为“生活”的苦药里，让这药，在苦涩之余，多了一丝复杂难言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独特滋味。
（二十六）
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尤其是在战时。
随着战局吃紧，重庆的气氛也越发紧张。空袭更加频繁，物价飞涨，各种谣言四起。当局对舆论的管控也日益严苛。
我的一些文章，因为触及了某些敏感问题，或者揭露了某些阴暗面，开始受到审查部门的“关照”。有时稿子会被扣下，有时发表出来会被删改得面目全非。
挫败感和无力感再次袭来。
一天，徐知微从外面回来，脸色凝重。她告诉我，她得到消息，有人开始暗中调查我的背景，以及我和她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你的文章，也可能……是冲着我来的。”她眉头紧锁，“我在上海的那些事，毕竟不是完全没人知道。”
危险的气息，再次逼近。
我们这个小窝，似乎也不再安全。
“那我们怎么办？”我问道，心里有些发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稳定，又要被打破了吗？
徐知微沉吟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决断：“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离开重庆。”
“去哪里？”
“昆明，或者更远的地方。”她说，“那边局势相对稳定一些，或许……能有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我和她之间，真的能有全新的开始吗？我看着她，心里充满了不确定。
但留下来，风险显然更大。
我们开始秘密地准备再次迁徙。这一次，比从南京逃出来时，准备要充分一些。徐知微变卖了一些不便携带的东西，我也预支了几篇稿子的稿费。我们凑了一笔路费。
离开的前一晚，我们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小小的公寓里，充满了离别的愁绪和对未来的迷茫。
坐在窗边，看着山下重庆稀疏的灯火在夜色中明灭，我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
“我们这样不停地逃，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轻声问，像是在问徐知微，也像是在问自己。
徐知微走到我身边，沉默地看着窗外。
良久，她才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只要还活着，就有头。”
她转过身，面对着我，夜色中，她的眼睛亮得惊人。
“林未，不管去哪里，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在一起。”
不是“我带你走”，而是“我们在一起”。
这句话，像一道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
我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在黑暗中，我们彼此凝视，仿佛要将对方的模样，刻进灵魂深处。
那些未解的谜团，那些纠缠的恨与爱，那些过去的伤痛和未来的恐惧，在此时此刻，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微凉的手。
十指紧扣。
（二十七）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便悄悄离开了这处位于半山腰的公寓。
徐知微雇了一辆马车，我们将不多的行李和我抬了上去。马车颠簸着，驶向下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昆明。
山路崎岖，雾气弥漫。
我靠在车厢里，看着身边闭目养神的徐知微。她的脸上带着奔波后的疲惫，但嘴角的线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柔和。
也许，新的地方，真的能带来新的可能。
也许，我和她之间，这场始于恨意，历经生死，纠缠于国仇家恨的孽缘，最终会走向一个连我们自己都无法预料的结局。
荆棘鸟的歌唱，注定伴随着刺痛与鲜血。
但只要歌声不止，生命便不息。
而我们，林未和徐知微，这两只被命运捆绑在一起的荆棘鸟，还将继续在时代的尖刺上，放声歌唱，直至生命的终章。
马车晃晃悠悠，驶向浓雾深处，也驶向我们纠缠未尽的未来……
【本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