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九月的最后几天，四九城的大街小巷突然热闹起来。
不是过节，却比过节还热闹。胡同口的横幅拉起来了，红底白字，写着“热烈祝贺中日邦交正常化”。厂区的宣传栏换上了新内容，报纸上的头版头条天天都是相关的消息，广播里一遍遍播着《联合声明》的全文。
林墨骑车进厂时，门岗的民兵递给他一份当天的日报，头版通栏标题，黑体大字，醒目得让人移不开眼。他接过来，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把那条消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折好，塞进帆布包里。
厂里也在组织学习。聂怀仁在干部会上念了文件，强调这是“领袖英明决策的伟大胜利”，要求各部门组织讨论，领会精神，统一思想。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没有人提出异议，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表态的时候表态，一规规矩矩。
但林墨注意到，散会后，有几个老工人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互相看了看，没有说话，各自散了。
周末，林墨骑车带着陈敏和两个孩子去四合院。胡同口的横幅还没摘，在秋风里微微飘动。几个孩子站在下面仰着头看，嘴里念着上面的字，念完了互相看一眼，嘻嘻哈哈跑开了。
四合院的大门敞开着，林墨推车进去时，中院里静悄悄的。老槐树的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飘下来，在地上铺了薄薄一层。水池边的水龙头滴滴答答漏着水，在安静的中院里显得格外清晰。
易中海坐在自家门口的马扎上，手里捧着搪瓷缸子，眼睛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一动不动。缸子里的水早就凉了，他也没喝，就那么捧着，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
一大妈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件旧棉袄，针线篮搁在膝盖上，低头缝着。她缝几针，抬头看一眼易中海，又低头缝几针。易建国蹲在台阶下面，手里拿着根小木棍，在地上划拉着什么，划几下，抬头看看爷爷，又低头继续划。
“一大爷。”林墨走过去，叫了一声。
易中海回过神来，看见林墨，脸上露出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笑，又像是别的什么。他点点头，指了指旁边的马扎：“坐。”
林墨在他旁边坐下。陈敏带着两个孩子往东厢房走，林玥回头看了一眼，小声问：“易爷爷怎么了？”
陈敏轻轻拉了拉她的手：“没事。去奶奶家。”
易中海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小林，你说，这事儿……是好是坏？”
林墨没有立刻回答。他知道易中海问的是什么。报纸上、广播里，说的都是“伟大胜利”“历史性时刻”“友好邻邦”。但易中海问的不是那些。他问的是别的东西。
“从国家的角度，是好事。”林墨斟酌着措辞，“咱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也需要打开国际市场。跟那边关系正常化，对经济发展有好处。”
易中海点点头，没有说话。他把搪瓷缸子放在膝盖上，手指在缸沿上慢慢摸着。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些：“我十七岁那年，日本人打过来，我跟着村里人往南跑。跑了三天三夜，饿得前胸贴后背。我们村不少参了军，打了好几年。”
他顿了顿，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那些年，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林墨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那些数字，在后世的历史书里，是铅印的、冰冷的、被无数人引用过的。但此刻从易中海嘴里说出来，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
易中海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搪瓷缸子。缸子是白色的，印着“抓革命，促生产”几个红字，边角磕掉了好几块瓷，露出下面黑乎乎的铁皮。“快三十年了。”他说，“有些东西，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一大妈在旁边停下针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低下头，继续缝那件旧棉袄，针脚比刚才密了些。
易建国从台阶下面站起来，走到易中海身边，仰着小脸问：“爸爸，你怎么了？”
易中海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没事。去玩吧。”
易建国看了看爷爷，又看了看林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到院子里追落叶去了。
后院，刘海中家的门开着。
林墨去后院聋老太太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刘海中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个小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
二大妈从灶间探出头，看见林墨，点了点头，没说话。
刘海中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建交了，当年我们两差点交代在他们手下，现在建交了......”
二大妈在旁边没有再说话。
刘海中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爷爷当年……就是死在那场仗里的。”
前院，闫埠贵家倒是热闹些。
闫埠贵搬了把椅子坐在自家门口，手里拿着份报纸，正给闫解娣念着什么。三大妈站在旁边，手里择着菜，耳朵竖得老高。
“……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闫埠贵念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几分琢磨，“这话说得有水平。传统友谊，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近的嘛，不提也罢。”
闫解娣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腮，听得很认真：“爸，那以后是不是就跟那边好了？”
闫埠贵又推了推眼镜：“好不好的，那是国家的事。咱们老百姓，听国家的就行了。国家说好，那就是好。至于我们，我觉得没那么好。”
闫解成从跨院过来，手里拎着个菜篮子，走到门口听见父母在说这事，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放，靠在门框上：“爸，你说这事儿，靠谱吗？那边可是……”
他话没说完，被闫埠贵一个眼神止住了。闫埠贵朝屋里努了努嘴，示意他小声点。闫解成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我就是想不明白。当年打成那样，现在说好就好了？”
闫埠贵把报纸折好，放在膝盖上，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解成，你记住一句话——国家大事，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上面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想那么多干什么？”
闫解成不说话了，拎起菜篮子，往灶间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爸，你说，那边的东西，以后会不会便宜点？我听人说，那边的电器挺好。”
闫埠贵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倒是。要是能便宜点，咱也买个收音机什么的。”
闫解娣在旁边插嘴：“我想要个计算器。听说那边的小电器做得可精致了。”
闫埠贵瞪了她一眼：“等你能上工农兵，我就给你买。”
闫解娣眼神瞬间黯淡，工农兵跟她不可能有关系的。
傻柱家的门开着，傻柱正蹲在灶台前炒菜，锅里滋滋冒着油烟，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冉秋叶坐在桌边，手里拿着本书，面前摊着几张报纸，眉头微微皱着。
“柱子，你说这事儿……”她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思索。
傻柱头也没回，手里锅铲翻得飞快：“什么事？”
“建交的事。”
傻柱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继续翻菜：“国家的事，咱不懂。不过当年我卖包子的时候追着我的事，我可没忘记。”
冉秋叶放下书，看着他：“你不觉得……有点突然？”
傻柱把菜盛出来，端着盘子走到桌边放下，在冉秋叶对面坐下。他想了想，说：“秋叶，你是知识分子，想得多。我就是个厨子，没那么多想法。国家说好，那就是好。至于以前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以前的事，记着就行。”
东厢房里，程秀英正在灶间忙活。见林墨进来，她擦了擦手，从柜子里拿出一包点心，放在桌上：“尝尝，你二大爷从老家带来的。”
林墨在桌边坐下，拿起一块咬了一口。点心是老家那种传统的酥皮月饼，里面包着冰糖、青红丝、花生仁，甜得有些腻。他已经很多年没吃过这种东西了。
“妈，您对建交的事怎么看？”他问。
程秀英愣了一下，在他对面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跟你爸结婚那年，日本人打过来了。我跟你爸跟着逃难的队伍走，东躲西藏。那些年，苦啊。”
林墨没有说话。他知道那段历史。原主的记忆里，那些碎片式的、模糊的、被时间冲刷得只剩下轮廓的记忆——父亲的沉默，母亲的眼泪。那些东西，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现在国家说建交好，我支持。”程秀英抬起头，声音比刚才稳了些，“国家大事，咱们老百姓不懂。但有一条我明白——日子总要过下去。不能老记着过去的事，就不往前走了。”
她顿了顿，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你爸要是还在，大概也会这么说。”
林墨伸出手，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粗糙、干瘦，青筋凸起，像老树根。他握了一会儿，轻轻拍了拍。
“妈，您说得对。”他说，“日子总要过下去。”
从东厢房出来，林墨在中院站了一会儿。
台面上的热烈、正式、统一、友好，他看到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广播里的声音，横幅上的标语，学习会上的表态——这些都是真的，是必要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但台面下的东西，他也看到了。
易中海的沉默，刘海中望着石榴树的眼神，程秀英说起往事时低下去的声音。那些东西，报纸上不会写，广播里不会播，学习会上不会提。但它们在那里，真实地、沉默地、无法被任何标语和口号抹去地在那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那些记忆，不是一份联合声明能抹掉的，也不是时间能轻易冲淡的。快三十年了，但有些伤口，表面结了痂，底下还疼着。
傍晚，林墨带着陈敏和两个孩子回到干部院。刚把自行车停好，就看见聂怀仁从楼里出来，手里拎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几瓶酒。他站在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脸上的表情跟白天在厂里时判若两人。
白天在干部会上，他声音洪亮，措辞准确，该表态的地方一句不落，该鼓掌的时候一次不少。此刻他站在那儿，肩膀微微塌着，像是一下子卸掉了什么东西。
“聂书记。”林墨叫了一声。
聂怀仁转过头，看见他，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苦笑。“小林，正好。走，去老陈那儿坐坐。我弄了几瓶好酒，今晚喝点。”
林墨看了看他，点点头：“行。我先安顿一下，马上过去。”
他把孩子送上楼，跟陈敏说了一声，转身下楼。陈敏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陈枋安家的门半开着，里面已经亮起了灯。林墨推门进去时，聂怀仁已经坐在桌边了，面前摆着三副碗筷，几碟小菜——花生米、拍黄瓜、酱牛肉、炒鸡蛋，都是下酒的东西。陈枋安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个茶盘，上面放着三只搪瓷缸子。
“来了？”陈枋安把茶盘放下，指了指椅子，“坐。”
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聂怀仁打开一瓶二锅头，给每人倒了满满一缸子。酒液清亮，酒香在屋里弥漫开来。
聂怀仁端起缸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来，先喝一口。”
三个人碰了碰缸子，各自喝了一大口。酒液入喉，火辣辣的，从嗓子一直烧到胃里。聂怀仁放下缸子，夹了颗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
聂怀仁先开口了。他的声音比白天低了许多，带着一种只有在熟人面前才会流露出来的疲惫：“小林，老陈，你们说，这事儿……我这心里头，怎么就这么不是滋味呢？”
他端起缸子又喝了一口，抹了抹嘴：“白天在厂里开会，我讲得头头是道。什么‘战略决策’，什么‘历史性时刻’，什么‘伟大胜利’，一套一套的，一个字都没错。可回到家里，往那儿一坐，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以前那些事儿。”
他顿了顿，眼睛望着窗外。窗外已经黑透了，路灯还没亮，只有远处几扇窗户透出昏黄的光。
“我十六岁那年参的军，在东北跟日本人打了三年。那时候年纪小，枪都端不稳，班长让我跟在后面递子弹。有一次打伏击，我们连一百多号人，打完了剩下不到三十个。班长也死了，就死在我面前。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口，他倒下去的时候还喊了一声‘冲’。”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搪瓷缸子。
“后来解放了，进厂当了工人，学了技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以为那些事都过去了，该忘的也忘了。可这几天，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说跟那边好，我心里头就翻腾起来了。”
他抬起头，看着林墨和陈枋安，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老陈，小林，你们说我这是不是思想有问题？组织上让我拥护，我当然拥护。可这心里头……它不听话。”
陈枋安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放下。他没有立刻接话，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老聂，你不是思想有问题。你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靠在椅背上，语气比聂怀仁平静些，但也不是白天那种公事公办的调子：“我比你小几岁，没上过战场。但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记事了。我亲眼看见过日本兵骑着马从我们村经过，我爹把我按在炕洞里，捂着我嘴，不让我出声。那马队走了半个多时辰，马蹄声震得地都在抖。”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后来我爹跟我说，你记住这个声音。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记住。记住咱们曾经被人欺负成什么样。”
“现在国家说跟那边好，道理我都懂。国际形势，国家利益，经济发展，这些我都明白。这些年咱们跟外面隔了太久，需要打开局面。那边有技术、有资金、有市场，跟咱们互补。建交是迟早的事，也是必须的事。”
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道理是道理，心里是心里。两码事。不是说懂了道理，心里就不别扭了。该别扭还得别扭，该难受还得难受。但难受完了，日子还得过，路还得往前走。”
他看向林墨：“小林，你是我们三个里最年轻的，没经历过那些事。你怎么看？”
林墨放下缸子，沉默了一会儿。他的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原主的记忆——那些碎片式的、模糊的、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关于战争的故事。另一个是后世的记忆——历史课本上的铅字，纪录片里的黑白影像，以及那些站在今天回望过去时才有的、冷静的、客观的分析。
他斟酌着措辞，慢慢开口：“聂书记，陈师傅，我没经历过那些事，没资格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这种话。我只能说说我的想法。”
“从感情上，我理解你们的别扭。有些事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那些年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这份记忆太重了，不是一份声明能抹掉的。”
“但从理智上，我觉得建交是对的。”
他顿了顿，把心里那些条理捋了捋：“咱们现在的处境，外面都知道。跟北边闹翻了，跟西边还没完全打通，国际上空前孤立。这时候需要找一个突破口。那边也需要。他们被美国压着，被我们北边盯着，日子也不好过。建交对双方都有利。”
“从经济上看，那边有技术、有资金、有管理经验，咱们有资源、有市场、有劳动力。互补性很强。打开这扇门，对咱们的工业化进程有好处。”
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还有一条，你们可能没想过——那边的市场。”
聂怀仁抬起头，看着他：“市场？”
林墨点点头：“那边人多地少，房子小，家具需求量大。而且他们有个习惯——房子是木结构的，家具也偏好木质。咱们厂要是能打开那边的市场，出口额能翻不知道多少番。”
他从桌上拿起一根筷子，在桌面上比划：“咱们的人造板生产线马上就要引进了。刨花板、纤维板，这些产品最适合那边的市场——价格适中，质量稳定，规格统一。而且那边的人工贵，自己加工板材不划算，从咱们这儿进口，正好。”
聂怀仁听着，眉头慢慢舒展开一些：“你是说，把家具卖到那边去？”
“不光是家具。”林墨在桌面上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板材、半成品、成品家具，都可以。那边现在经济在起飞，老百姓手里有钱了，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很大。咱们的产品如果能打进去，市场空间不小。”
陈枋安在旁边点点头，语气比刚才活泛了些：“小林这个思路对。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那边跟咱们建交，不是做慈善，是有利可图。咱们也一样。打开那边的市场，对咱们厂的发展有好处。”
他端起缸子，跟聂怀仁碰了碰：“老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小林说得对，日子总要过，路总要往前走。那些事，记着就行，但不能光记着，就不往前看了。”
聂怀仁沉默了很久。他端起缸子，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抹了抹嘴，长长地吐了口气。
“你们说得对。”他开口，声音比刚才稳了些，“道理我懂。就是这心里头，得给它点时间。”
他看向林墨，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释然，又像是别的什么：“小林，你说的那个市场，有多大？”
林墨想了想，说：“那边的住宅，大部分是木结构。一户人家需要的板材，少说也得几个立方。按他们的人口算，就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有改善需求，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聂怀仁点点头，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半缸子，端起来，朝林墨举了举：“小林，你这脑子，转得是真快。我这边还在难受，你那边已经想到做生意了。”
林墨端起缸子跟他碰了碰：“聂书记，难受归难受，日子归日子。两码事。该难受的时候难受，该干活的时候干活。”
聂怀仁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有些苦涩，但比刚才轻松了些：“你小子，说话一套一套的。”
陈枋安在旁边也笑了：“老聂，你才发现？这小子什么时候说话不是一套一套的？”
三个人都笑了。笑声在屋里回荡，冲淡了一些沉闷的气氛。
聂怀仁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端起缸子，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聂怀仁站在那里，望着那些灯光，没有说话。
林墨和陈枋安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聂怀仁转过身，走回桌边坐下。他的脸上，那种疲惫和苦闷还在，但多了一些别的东西——像是平静，又像是某种释然。
“小林。”他开口，声音比刚才稳了许多，“你说的那个市场，怎么打开？”
林墨想了想，说：“先做调研。那边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什么规格，什么价格，什么标准，都得摸清楚。咱们的产品要打进去，得符合人家的要求。咱们现在有华联公司的渠道，可以让他们先帮忙探探路。等建交正式生效了，两边经贸往来的渠道打通了，再正式推进。”
他又问：“时间呢？大概什么时候能开始？”
林墨算了算：“建交刚完成，经贸协定还得谈，不会那么快。最快也要明年下半年才能有实质性进展。这正好给咱们留出了准备时间。生产线明年能到位的话，后年就能批量供货。时间上差不多。”
陈枋安在旁边接话：“小林，你说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对。咱们厂这些年出口一直做的是欧美市场，那边是增量，但竞争也激烈。如果能把市场打开，等于多了一条腿走路，稳当。”
聂怀仁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小林，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得比我们还远？”
林墨笑了笑，心里暗道，不是想得远，而是历史书就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