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仲昆的回忆录（一）
直到暮色开始浸染房间，卞菲才缓缓抬起头，目光温柔又带着担忧，望着神情依旧落寞的仲昆，轻声开口问道：“晚上想吃点什么？”
仲昆缓缓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干涩，满是疲惫：“我心里堵得慌，什么都不想吃。”
卞菲知道他心里难受，也没有勉强，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衫，便出门去往文良饭店。巧的是，她刚到饭店，小军也正好过来了。卞菲跟文芳交代了一声，让她做两碗打卤面，小军则自己点了一碗盖浇饭。没一会儿，饭菜便做好了，两人拎着打包好的饭，走出文良饭店，径直去往小军父母的住处。
到了地方，三人没有进新房，而在厨房里间的八仙桌子旁坐下吃饭。餐桌上，气氛依旧沉闷，吃饭间隙，小军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他看着仲昆和卞菲，神色严肃地说道：“今天下午，治保主任领着派出所的两个民警，去粮油店找你了，仲昆哥。他们跟我说，要是见到你，一定让你赶紧去一趟派出所。”
这话一出，仲昆握着筷子的手猛地一顿，刚刚平复些许的脸色，又瞬间沉了下去，房间里的气氛，再次变得凝重起来。
这天上午的阳光，带着海南独有的燥热，洒在新居的院子里。小军忙得满头大汗，开着三轮车，一趟趟地往返，将卞菲卧室里的沙发、电视机逐一搬往新房。他动作麻利又细心，搬完所有物件后，又赶往村委，将这几天积攒的《海口日报》悉数取来，送到仲昆的住处，放下报纸便又匆匆忙活其他事，一刻也不得闲。
傍晚时分，小军简单填饱肚子，便立刻赶回自己经营的粮油店。店里经过一整天的营业，早已被翻找得杂乱无章，米面粮油、各类杂货散落各处，一片忙乱景象。小军耐着性子，一样样将货物归类整理，码放整齐，把货架擦拭干净，细致地做好每一项准备工作，只为第二天开店能顺顺利利，少些忙乱。
而另一边，新房里，刚搬来的沙发上，仲昆和卞菲紧紧依偎在一起，屋内没有开灯，昏黄的暮色透过窗户漫进来，笼罩着两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仲昆紧紧握着卞菲的手，眼神空洞又绝望，声音沙哑地缓缓开口，道出了压在心底许久的话：“下午我翻完了这几天的海口日报，看到上面说，海口的现房房价已经跌破3000块一平了，咱们彻底没了翻身的机会，一点指望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来海南淘金的人里，百分之九十多都血本无归，一个个收拾行李，慌慌张张地逃离这座海岛。”
他顿了顿，喉咙哽咽，满是悔恨地继续说道：“这场景，跟我第一次来海南时，我父亲预测的一模一样。他早就说过，海南这个地方本身不生财，这么多人带着血汗钱来这里投机赌博，到头来，终究是百分之九十的人的钱，全都流进了百分之十的人手里，有人盆满钵满，就有人倾家荡产，这就是铁打的结论。我悔啊，后悔当初没听林处长的劝，一意孤行，才落得今天这般走投无路的下场。”
说到这里，仲昆的眼神里泛起一丝恐惧，声音也微微颤抖：“还有十五天，上诉期就到了，到时候公安要是抓不到我，就会在全国发布通缉令，甚至会悬赏捉拿我。我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让他们抓到我，我这辈子，绝不想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度过。我不想活了，不只是因为走投无路，更是因为我没脸再去见我的家人，我把一切都毁了，没脸面对他们的期盼。”
沉默片刻，仲昆的目光突然变得坚定了些许，他看着卞菲，缓缓说出了上午突然萌生的念头：“今天上午，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想写一本回忆录，把我这一辈子的经历、犯下的错全都写下来。我要告诉我的后代，做人千万不能有贪念，凡事要量力而行，只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让他们牢牢吸取我的悲剧人生的教训，别再走我的老路。”
话音落下，屋内再度陷入死寂，只有窗外的晚风轻轻吹过，带着海岛的潮湿，也裹着无尽的悲凉与无奈，久久散不去。
人活着是需要勇气的。如果连勇气都没有了，那就只剩下挣扎。当下，支撑仲昆活下去的勇气只有两点，一是卞菲至死不渝的陪伴，二是突然萌生的写回忆录的念想。即然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物质财富，也要留下一点精神财富。他想告诉子孙，追求欲望、财富与权力，皆有边界，逾越便是不归路。
第二天早上，当二人还在睡梦中，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接着传来小军母亲的声音：“吃饭了”。卞菲马上起床，穿上衣服，打开房门，对站在厨房门口的小军母亲说：“不用等我们，你们先吃，我们马上就到，这时仲昆也起来了，二人快速洗漱完，就来到厨房，和小军父母一起吃完早餐。
饭后， 卞菲骑着摩托奔向粮油店，奔波于生计；仲昆则坐定案前，提笔书写回忆录。一骑一坐，一动一静，恰是这对患难情人当下最真实的写照——一个用行动守护生活，一个用笔墨沉淀过往。
写到童年，那段在文革中度过的岁月，因父亲是工人出身，一家人得以平安度过。这在当时是何其难得的幸运 。彼时，普通工人家庭虽身处政治运动的旋涡，却因成分稳妥，少了许多无妄之灾 。史料记载，文革十年，市场供应匮乏，绝大多数商品都需凭票证购买，生活在温饱线上徘徊 。父亲作为工人，意味着家庭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这在物资短缺的年代是实实在在的“护身符” 。
仲昆的笔触，不仅是记录个人往事，更是为后世留存一份时代的标本。他想告诉子孙，追求欲望、财富与权力，皆有边界，逾越便是不归路。这正是经历过时代风雨的人，对后人最恳切的劝诫。
仲昆的童年，是被一张张薄薄的票证串起来的，是在农村的烟火气里，被邻里温情裹着长大的。
父亲是国营工厂的普通工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工人出身成了家里最稳的靠山，没有被批斗的惶恐，没有流离的困顿，一家人守着杨家庄的四合院，靠着父亲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安安稳稳熬过了文革岁月。那时候的日子，穷是真的穷，可踏实也是真的踏实，没有大富大贵，却也少了无妄之灾，这在当时，已是旁人羡慕的福气。
那时的日子，离了票证寸步难行，家里的木抽屉最里层，永远压着一个磨得边角发软的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叠着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还有火柴票、肥皂票，每一张都金贵得很。粮票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仲昆住在农村，每年跟着母亲领口粮，只有父亲偶尔出差，才能换来几张全国粮票，母亲总是小心翼翼收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拿出来。每人的口粮有限，大人省着一口，留给长身体的孩子。
油票更是金贵，每人每月只有区区几两，母亲用一个小瓷罐盛着食用油，炒菜时只用筷子蘸上几滴，润润锅底就算是放油了，一家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带油花的菜。肉票按月发放，每户就那么几张，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来，去供销社排长长的队，队尾能拐好几个弯，就为了割上一斤半斤的猪肉，回家炖上一锅，那香味能飘满整个小院。就连肥皂、火柴、白糖，都要凭票购买，每人每月半块肥皂，一家人省着用，洗完衣服的水都要留着，再用来拖地、冲厕所，半分都不敢浪费。
布票按人发放，每年就那么一丈二尺，家里的衣服向来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仲昆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穿剩下的，袖口磨破了，母亲就补上一块补丁，领口烂了，就翻过来重新缝好，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时，才能凭着布票扯几尺粗布，给孩子做件新衣裳，那是童年最盼的欢喜。就连棉花都要凭票，冬天的棉衣棉鞋，全靠母亲一针一线缝，棉花塞得厚实，就能挡住冬日的寒风。
仲昆住在杨家庄一户独门独户的院墙，烟火气混着人情味，日子过得热热闹闹。那时候的邻里，没有那么多隔阂，更像是一家人。谁家的煤球不够了，喊一声，隔壁叔叔就扛着一筐送过来；谁家大人晚归，孩子就去邻居家蹭饭，从来不会被嫌弃；仲昆小时候调皮，爬树摔破了膝盖，邻居张阿姨二话不说，拿出家里仅有的红药水给他擦拭，心疼得念叨半天。工厂里的工友，更是亲如兄弟，父亲在车间干活，谁家有急事，大家都会搭把手，发了工资，偶尔凑钱买上一点糖块，分给工友的孩子，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知足的笑。
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傍晚时分，村里的打谷场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孩子们玩着滚铁环、跳皮筋、打陀螺，大人们搬着小板凳坐场边，聊着家长里短，日子平淡又安稳。那时候没有攀比，没有对财富和权力的执念，工人家庭的日子，就是守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守着一家人的平安，粗茶淡饭，互帮互助，便觉得心满意足。
父亲常说，做人要守本分，做事要有底线，欲望这东西，就像装水的碗，满了就会溢，财富和权力，够过日子就行，贪多了，就会走上歪路。那时我年纪小，不懂其中的深意，如今历经世事，才明白父亲的话，是用一辈子的安稳换来的道理。
七十年代末的风掠过县城的街巷，仲昆的中学时光，便在时代转折的缝隙里缓缓展开。他跟着父亲在城里求学，刚踏入中学校门时，文革的余波尚未散尽，街头巷尾仍时常飘着口号与辩论声，校园里也混杂着旧时代的印记与新时代的萌动。
那时的校园，没有整齐划一的校服，同学们多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粗布裤，课间的操场总是喧闹。男生们扎堆滚铁环、打乒乓球，水泥球台被拍得砰砰作响；女生们围在一起跳皮筋、踢毽子，橡皮筋在脚尖翻飞，笑声清脆。仲昆不爱闷头读书，成绩始终平平，却天生带着一股果敢与担当，遇事敢出头、说话有分量，在班里一呼百应，是名副其实的孩子王。他比同龄人格外早熟，看人看事自有主见，从不随波逐流，小小年纪便透着一股不怯场的硬气。
一日，父亲带他去工厂，轰鸣的车间里，一帮工人正围在一起激烈辩论，人声鼎沸。忽然，一名工人情绪激动地指着廷和，厉声斥责他是“老保”。话音未落，仲昆猛地挣脱父亲的手，快步冲到人群前，仰着头大声反驳：“老保，老保怎么啦，保卫毛主席，错了吗？”少年清亮又坚定的声音，瞬间压下了嘈杂，那名工人一时语塞，竟哑口无言。周围的工人纷纷侧目，不少人朝这个敢说敢言的少年竖起大拇指，眼中满是赞许。
高中岁月匆匆而过，高考放榜，仲昆以十几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没有过多纠结，经父亲友人引荐，他告别校园，前往县城一家化工厂，踏上了学习销售的新旅程。那段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的中学时光，有车间里的少年意气，有校园里的率性张扬，成为他人生里一段鲜活又深刻的印记。
告别青涩的中学时光，踏进了县城化工厂的大门，成了销售科的一名学徒，这一干，便是整整六年，从懵懂的新手，蜕变成了厂里独当一面的销售骨干，八十年代初县城化工厂的烟火与奔波，刻满了他青年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