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政审这个心头大疙瘩，丁倩心里那股憋了大半个月的浊气终于吐了出来，再也没有半分牵绊，多待一秒都觉得煎熬，恨不得立刻飞回忽鸡沟公社。
她揣着王书记亲笔签字的政审说明，裹紧了身上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连夜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一路小跑到呼和浩特火车站，寒风吹得她脸颊像被刀子割一样疼，睫毛上都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候车室里没有暖气，只有几盏昏黄的灯泡悬在头顶，照得满地的碎纸屑和冻硬的痰迹格外刺眼，墙角堆着几个鼓鼓囊囊的旧麻袋，里面装着知青们带的干粮和换洗衣物，还有人裹着破旧的军大衣，蜷缩在麻袋旁，发出均匀的鼾声，呼出的白气在灯光下转瞬即逝。
丁倩找了个最靠里的角落蹲下，把棉袄领子拉高，遮住半张脸，双手插进袖口，可刺骨的寒气还是顺着衣缝往骨子里钻，她只能把膝盖抱在怀里，缩成一团，就这么熬着漫漫长夜，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格外难熬。
直到凌晨四点多，广播里终于传来检票的通知，丁倩猛地站起身，腿麻得差点栽倒，扶着墙缓了好一会儿，才跟着人流挤上了返回包头市的绿皮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地颠簸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单调又刺耳，车厢里没有一丝暖气，就像一个巨大的冰窖，车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用手指刮开一道缝，寒风瞬间灌进来，带着铁轨旁枯草的寒气，冻得人浑身打哆嗦，连呼出的气息都能在嘴边凝成小冰粒。
丁倩冻得浑身发抖，双手紧紧揣在怀里，连指尖都冻得发紫，她靠在冰冷的车厢壁上，后背传来一阵刺骨的寒意，脑子里却反复回放着王书记说的话，心里既踏实又忍不住忐忑，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大学的校门，看到了自己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模样。
火车摇摇晃晃走了整整三个小时，好不容易熬到包头市，丁倩跟着人流下了火车，双脚刚一落地，就觉得浑身僵硬，连手脚都不听使唤，膝盖弯一下都觉得费劲，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她搓了搓冻僵的脸，咬着牙活动了一下手脚，心里清楚，在包头市待着也无事可做，不如早点返回忽鸡沟公社，安安心心等着录取通知书，免得夜长梦多。
她不敢耽搁，一路小跑赶往汽车站，售票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多是和她一样的知青，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疲惫，却又透着一股急切，有人手里攥着皱巴巴的钱，有人怀里揣着冷硬的窝头，嘴里还念叨着要赶在天黑前回到公社，生怕晚了山路难走。
丁倩排了将近半个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了最早一班返回公社的客车票，票根是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印着模糊的字迹，边缘都被磨得发毛。
客车是老式的破旧班车，车身掉了好几块漆，露出里面锈迹斑斑的铁皮，车门开关的时候“吱呀”作响，像是随时都会掉下来一样。
她钻进车厢，找了个靠里的座位坐下，座椅硬得硌人，屁股刚坐上去就觉得生疼，车窗不仅漏风，玻璃上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痕，寒风顺着裂痕往里钻，吹得她头发都乱了。
车子一路晃荡，颠簸得人五脏六腑都快移位，像是坐在筛子上一样，浑身没有一丝暖意，双脚长时间踩在冰冷的地板上，冻得麻木僵硬，连知觉都快没了，她下意识地用脚尖蹭了蹭地板，却只摸到一片冰凉，脚趾头像是被冻成了冰块，一动就钻心的疼。
车厢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车轮颠簸的声音，有人靠在座椅上打盹，有人望着窗外光秃秃的田野发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没人说话，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打破沉寂。
不知晃荡了多久，客车终于缓缓停下，广播里传来司机沙哑的声音：“忽鸡沟公社到了，要下车的赶紧，就停五分钟！”
丁倩艰难地站起身，双腿麻木得几乎站不稳，她扶着座椅靠背，慢慢挪动脚步，好不容易才挪到车门口，车门一开，刺骨的寒风瞬间灌了进来，差点把她吹倒。
她咬着牙走下车，双脚刚一踩在冻得梆梆硬的土路上，刺骨的寒意瞬间顺着鞋底窜上来，脚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像被针扎一样，疼得丁倩呲牙咧嘴，倒抽一口冷气，眼泪都差点疼出来。
她没办法，只能弯着腰、半蹲着，搓了搓冻僵的双脚，又揉了揉麻木的脚踝，掌心的温度传递到脚上，却丝毫不起作用，脚踝处冻得发红发紫，用手指按一下，连一点知觉都没有，缓了足足好几分钟，才勉强能站稳，一瘸一拐地慢慢往前走，每走一步，脚底板都传来阵阵刺痛。
出了车站，丁倩沿着光秃秃的大道快步往前走，路边的白杨树叶子早就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曳，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呜咽。
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加快速度，一定要赶在天黑前回到厂汉大队，不然天黑后，山路难走，还容易遇到风雪，一旦被困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后果不堪设想。
中途路过公社学区，丁倩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目光落在学区的大门上，大门是木质的，上面刷着褪色的红漆，门口的两个石墩子上冻着一层薄冰，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前几日的狼狈模样——顶着漫天风雪，浑身冻得僵硬，慌慌张张赶来打听口试消息，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还被守门的大爷拦在门外，好说歹说才放她进去。
她忍不住心生感慨，眼眶微微发热，鼻尖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一路的颠沛流离，这一路的艰难险阻，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没有人能体会到，她为了这一次高考，付出了多少努力，吃了多少苦。
切身体会到时过境迁，她才慢慢明白：有些苦，没必要去吃，可有些苦，却不得不吃，躲也躲不开，逃也逃不掉，只能咬着牙，硬着头皮扛过去，扛过去了，就是另一片天。
可转念一想，她又暗自庆幸——庆幸自己对高考有着那般深的执念，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哪怕一次次遇到挫折，哪怕被人质疑、被人排挤，也从来没有想过回头。
如若不然，老天爷也不会眷顾她，不会让她冒着严寒和风雪，拼了半条命赶到呼和浩特，也不会让她及时得知口试的消息，更不会有机会见到王书记，解开政审的疙瘩，她恐怕早就已经放弃了，只能一辈子困在这个穷山沟里，永无出头之日。
继续往前走，当经过公社大院门口时，丁倩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颗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了一下，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脚步也下意识地停住了。
公社大院的大门紧闭着，门口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 guards，神情严肃，院子里的杨树光秃秃的，透着一股冰冷的气息，就是这个地方，承载了她前一年那桩极为悲伤的往事，那桩让她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往事。
那桩被人蓄意诬蔑、无情排挤的往事，像一块沉重的巨石，死死压在丁倩的心头，这么久以来，始终无法释怀，哪怕过去了一年多，只要一想起，依旧会心疼得无法呼吸。
一想起那些画面——那些人冷漠的眼神，那些恶毒的谣言，那些不公的对待，她就觉得憋闷难受，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喉咙发紧，眼眶瞬间就红了。
从那一刻开始，直到她快步赶往厂汉大队的路上，那些令她痛心疾首的一幕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她脑海里反复回放，挥之不去，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丁倩比谁都清楚，建国后的高考，有过一段简短的中断——从196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70年，那段时间，全国的大中专院校，全都处于关闭状态，想要上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连想都不敢想。
其实，从1970年开始，高校就恢复了招生，可那份招生，早就变了味儿，再也不是凭真才实学就能考上的，反而充满了不公和黑暗。
招生不再依靠大中专院校的专业需求，而是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发放固定的指标，指标少得可怜，往往一个公社，一年也只有一两个名额；录取过程，也不再依靠笔试或者面试，而是实行所谓的“推荐制”。
说白了，就是由单位群众讨论，推荐所谓“表现好”的青年，再由领导批准，经过个人政治审查，就能送入大中专院校深造，听起来公平公正，可实际上，却藏着太多的猫腻。
全程基本没有文化科考试，就算有些地方会象征性地设置一些考试，也是地方单位自行安排的非正式考试，题目简单得可笑，要么是个由头，要么是走过场，根本不被计入大学入学成绩，形同虚设，一点都不影响入学。
因为当时的大中专院校，主要从工厂、农村和基层部门招收学员，所以彼时的大学生，被人们称为“工农兵学员”，听起来光鲜亮丽，可背后的猫腻，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推荐”二字，说起来简单，可一旦涉及到人的主观能动性，涉及到权力，就彻底变了质，变得肮脏不堪，再也没有了最初的初衷。
尤其是在忽鸡沟公社这种偏远落后、交通闭塞的基层地方，执行工农兵学员选拔的时候，更是歪风邪气盛行，那些手握权力的干部，早就把招生指标当成了自己谋私利的工具。
年复一年，有些人渐渐摸到了其中的门道，开始借着推荐的机会，大开方便之门，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谋私利，而那些没有关系、没有后台的普通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
久而久之，推荐工农兵学员的过程，渐渐被那些手握职权的干部牢牢控制在手里，沦为了他们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利器，他们想推荐谁，就推荐谁，完全无视公平公正。
他们无视党纪国法，贪污贿赂、权钱交易，不择手段，牟取私利变得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有人拿着鸡蛋、白面去送礼，有人托亲戚朋友打招呼，只要能搭上关系，哪怕是个目不识丁的草包，也能获得推荐指标，而那些真正优秀、真正努力的人，却只能被排挤在外。
那些有关系、有后台的青年，哪怕文化水平再低，哪怕表现再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都能轻易获得推荐指标，顺利进入大学、中专，摆脱农村的苦日子；而像丁倩这样，没有关系、没有后台的普通知青和回乡青年，哪怕再优秀、再努力，哪怕拼尽全力，也鲜有机会获得推荐指标，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一辈子困在农村。
这种因权力滋生的社会不公，让那些手握工农兵学员指标、却不按正常制度出牌的人，社会名声变得狼藉不堪，可他们却毫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只要能谋到私利，哪怕被人背后唾骂，也无所谓。
而那些有幸成为工农兵学员的“幸运青年”，大多也不是为了获取科学文化知识、造福社会，他们心里想的，从来都是靠着这条途径，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摆脱农村的苦日子，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
对他们来说，工农兵大学，从来都不是知识进步的平台，只是他们改变社会阶层、跳出农门的阶梯，只要能顺利毕业，就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彻底摆脱农村的贫困生活。
对于忽鸡沟公社这种工业基础薄弱、交通闭塞的地方来说，招工招干的机会少得可怜，一年也遇不到一次，上工农兵大学，就成了插队知青和回乡青年逆天改命、离开乡村的唯一救命稻草，谁都想抓住这根稻草，谁都想摆脱这里的苦日子。
丁倩也曾疯狂地渴望过这份机会，那种渴望，深入骨髓，刻进骨子里，为了回城，为了摆脱这里的苦日子，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她曾拼尽全力，争取过1976年秋季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招生。
可结果，却亲历了一场令人心碎的“闹剧”——一场充满了不公、诬蔑和排挤的闹剧，一场让她彻底看清现实、心灰意冷的闹剧，那场闹剧，像一把尖刀，狠狠刺穿了她的希望，让她陷入了绝望。
就是那场闹剧，让她彻底看清了现实：看清了大学、中专招生指标，是怎样被地方上的各级领导，用权力垄断；看清了公社推荐工农兵学员过程中的腐败与黑暗；看清了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是怎样无视公平、肆意践踏他人的梦想，怎样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那时，她明明表现最好，每天下地干活最积极，还主动帮村里的老人识字、读报纸，在知青里口碑最好，明明最有资格获得推荐指标，可就因为没有关系，没有给公社领导送礼，没有托人打招呼，就被人蓄意诬蔑。
有人在背后造谣，说她“思想有问题”“表现不积极”，说她“不安心农村劳动，一心只想回城，投机取巧”，那些谣言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上，硬生生把她从推荐名单上排挤下来。
而那个获得指标的人，却是公社副书记的外甥，一个连最简单的字都认不全，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草包，每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连地都不愿意下，却凭着关系，轻易获得了别人拼尽全力都得不到的机会。
人们常把那些利用关系、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个人目的的行为，叫做“走后门”，丁倩以前只知道这是个贬义词，只知道这种行为不好，可直到经历了那场闹剧，她才真正明白，这三个字背后，藏着多少不公，藏着多少普通人的无奈与绝望，藏着多少梦想被践踏的痛苦。
她也曾听说过“走后门”的几个典故，有的和奸相蔡京有关，有的和隋朝官场有关，还有一个，竟是和包拯有关——传说包拯为了让百姓能顺利告状，打破官官相护的壁垒，特意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那时的“走后门”，还是褒义，是“方便之门”，是为百姓谋福利的象征。
可谁能想到，这三个字的意义，后来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是原来的好事，反而成了社会不正之风的代名词，成了权力腐败、公平缺失的象征，像一把尖刀，刺穿了无数普通人的梦想，也刺穿了丁倩的希望，让她一度陷入绝望，甚至怀疑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想到这里，丁倩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传来一阵刺痛，可她却丝毫感觉不到，眼神里闪过一丝冰冷的恨意，还有一丝坚定——这一次，她绝不会再让“走后门”的歪风邪气，毁掉自己的未来，她一定要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大学，彻底摆脱这里的一切，活出个人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