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席上，柳吴梅手中的笔尖在纸上重重一顿，划出一道深痕。
她冷冷地看着这一幕，任由书记员将这些荒谬的言论一字不落地敲进庭审记录里。
“被告刘翠芬，你说原告偷钱、懒惰，有证据吗？”柳吴梅淡淡地问了一句。
刘翠芬一愣，随即梗着脖子：“我是她妈！我说的话就是证据！难道当妈的还能污蔑自己闺女不成？”
柳吴梅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嘲讽，没再说话，只是转头看向姜建云。
“第三被告，该你了。”
姜建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显得比那一对文盲父母“高级”一点。
他先是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法官大人，我爸妈虽然说话直，但理是这个理。”
“我妹妹确实从小性格就古怪，不合群，也不爱干活。我爸妈打她，真的是为了教育她，绝对不是虐待。”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开始为自己的“敲诈勒索”洗地。
“至于那个两千块钱的事儿……”
姜建云露出一副受害者的表情，摊开双手。
“那根本不是抢劫，也不是敲诈！”
“我们是亲兄妹啊！血浓于水！”
“我最近手头紧，想跟妹妹借点钱周转一下，这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当时我妈也同意了，说家里的钱本来就是要互相帮衬的。”
“我做哥哥的遇到了困难，找妹妹支援点钱怎么了？这就成犯法了？”
“如果这都算犯法，那全天下的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借钱，是不是都要被抓起来？”
姜建云说完，还觉得自己这番辩驳简直无懈可击，甚至有点得意地挺了挺胸膛。
他看向原告席上的姜瑜蓉，眼神挑衅。
跟我玩法律？
真以为自己学点法就翻身了？！
这套说辞，对他来说可是百用百灵的护身符。
这些年，无论是他打妹妹，还是父母把妹妹关在家里饿饭，甚至这次抢钱，只要要把这些行为往“家庭矛盾”这个框里一装，那就是万能的免死金牌。
以前也有好心的邻居看不过眼，帮姜瑜蓉报过警。
但是警察一上门，只要他妈往地上一坐，哭诉家里穷、父母管教不听话的孩子、兄妹之间闹别扭，那些警察也都不好说什么。
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只要没出人命，这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警察也不愿意为了这种家长里短，把一家子搞得鸡飞狗跳。
只要咬死是家庭纠纷，这就是个民事官司，甚至是连官司都算不上的“家务事”。
想让他坐牢？做梦去吧！
审判席上，柳吴梅看着姜建云那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无赖嘴脸，又扫过被告席上那一对毫无悔意的父母，握着法槌的手指微微收紧。
无耻。
简直无耻至极。
这一家子，把“家”当成了法外之地，把“亲情”当成了作恶的遮羞布。
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在犯罪。
在他们眼里，姜瑜蓉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打骂是管教，抢钱是帮衬，甚至连逼婚换彩礼，都是“为你好”。
这种利用伦理道德绑架法律，将赤裸裸的虐待美化为“管教”的行径，比单纯的暴力犯罪更让人恶心。
柳吴梅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真当她是刚毕业的实习生，分不清什么是管教，什么是虐待吗？
还有那个所谓的“借钱”。把人堵在阴暗的巷子里，几个人围殴恐吓，抢走手机强行转账，这叫“借钱”？
这要是能算借钱，那路边的抢劫犯岂不是都要改行叫“民间借贷专员”了？
不过也是，如果不无耻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把这种畸形的剥削当成理所当然，他们也不会把亲生女儿逼到这种绝境。
“被告的答辩意见，本庭已记录在案。”
柳吴梅面无表情地打断了姜建云的自我陶醉。
她转头看向原告席，语气缓和了几分：“现在，请原告进行举证。”
姜瑜蓉深吸了一口气，手掌心微微出汗。
她低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张折叠整齐的小纸条。
【当被告试图用“家务事”混淆视听时，直接申请关键证人出庭，打破他们的逻辑闭环。】
姜瑜蓉抬起头，眼神变得坚定。
“审判长，针对被告所说的‘管教’和‘借钱’一说，我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名叫赵爱国，是临安县上洋镇派出所的民警，也是看着我长大的街坊邻居。”
柳吴梅点了点头：“传证人赵爱国出庭。”
“吱呀~~”
审判庭侧门被推开。
一个穿着警服的老人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快六十岁了，头发花白，背有些微驼，手里捏着一顶磨损严重的警帽。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基层工作的疲惫和岁月的痕迹。
看到这个老警察的瞬间，被告席上的姜大勇和刘翠芬脸色变了变。
这老赵头，他们可太熟了。
赵爱国走进法庭，目光有些复杂地扫过被告席，最后落在了原告席那个清瘦的女孩身上。
作孽啊。
他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三十年前就是上洋镇派出所的民警，如今快退休了，依然还是个普通的片警。
在基层这种地方，没有关系、不懂钻营，一辈子也就是在鸡毛蒜皮的纠纷里打转。
但这并不代表他心里没有一杆秤。
姜家这点破事，他在镇上看了快二十年。
他们派出所的接警记录里，关于姜家的报案就有三次。
一次是姜瑜蓉自己报的，那时候她才十岁，被打得头破血流跑出来。
另外两次是周围邻居实在听不下去了，帮忙报的警。
基层派出所警力短缺，每一次都是他赵爱国出的警。
每一次，他都只能站在姜家那充满霉味和戾气的堂屋里，苦口婆心地劝。
“老姜啊，孩子还小，不能这么打。”
“翠芬啊，那是你闺女，给口饭吃吧。”
但也仅此而已。
之所以只能调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甚至直到现在，在很多基层执法者的观念里，这就叫“家务事”。
只要没打残，没打死，那就是父母管教子女。
就算他想抓人，法律依据不足，所里也不会批拘留手续，最后还得放人，反而让孩子回家后被打得更惨。
这种无力感，折磨了他很多年。
前段时间姜瑜蓉这丫头找上他时，他才知道那个当年躲在他身后瑟瑟发抖的小女孩终于要把这家人告上法庭，赵爱国二话没说，换上了最干净的警服就来了。
虽然他只是一根没什么权力的老警棍。
但今天，他想做一次真正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