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抚顺灭门惨案：粮站前的黑影与迟来的正义
1971年12月24日，抚顺的天空灰暗阴沉。望花区铁岭街的几名居民，带着按捺不住的不安，走进了当地派出所。
他们向民警反映，邻居谷丽君——铁岭街托儿所那位总是面带微笑的保育员，她家的房门已经紧锁了整整五天。
从12月19日开始，就没人再见过她和她的三个孩子。这太不寻常了，左邻右舍议论纷纷，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寒冷的空气里弥漫开来。
派出所当即派出了两名民警前往查看。谷丽君家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一位民警眯起眼睛，努力从窗帘的缝隙向屋内窥探——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心猛地一沉：屋内光线昏暗，隐约可见被褥和衣物凌乱地散落一地，寂静中透着一股死气。
情况紧急，望花分局接到报告后，迅速调派消防队员破门而入。
门被撞开的瞬间，一股寒意夹杂着凝固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谷丽君和她的三个孩子，都已变成了冰冷的尸体，僵卧在早已没有生火的冷炕上。
消防队员迅速退出，现场被立即封锁。抚顺市公安局刑侦处的法医和侦查、技术人员火速赶到，一场艰难的真相追寻就此展开。
凶宅内的惨状与关键指纹
现场是一栋普通的砖瓦平房，里外两间。外屋是日常起居之所，里屋是卧室。
北面的火炕冰冷刺骨，炕梢墙角处，便是女主人谷丽君遇害的地方。
她上身穿着秋衣和衬衣，下身是秋裤和裤衩，脚上还穿着尼龙袜，衣着相对完整，但全身已被鲜血浸透。法医的检验结果令人震惊：
她的头部、颈部、胸腹背及双手，遍布一百八十多处锐器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激烈抵抗中留下的创伤，真正致命的只有不到五处，这似乎暗示着凶手的体力并不十分强悍。
搏斗中，凶手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现场检测到了不属于谷丽君和孩子们的血型，凶手很可能在手部或脸部受了伤。
由于天气严寒，尸体已完全冻僵。法医采用了类似“缓冻梨”的方法，将尸体放入冰水中，耐心地将内部的冰层“拔”到体表再敲碎，才能进行解剖。
根据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谷丽君的死亡时间被精确推断为12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
并排躺在炕头的三个孩子，颈部都有致命的锐器伤。他们的小脸上没有痛苦挣扎的痕迹，仿佛仍在睡梦中，却再也无法醒来。这个细节让所有在场的硬汉都为之动容。
凶手显然极为狡猾。地面上结了一层薄冰，是凶手故意泼水所致，旨在破坏可能留下的足迹。
经过反复、细致的勘查，技术人员最终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陶瓷壶壶盖上，成功提取到了一枚宝贵的灰尘减层指纹。这，成为了日后撬开案件铁口的关键。
12月26日，闻讯从贵州赶回的谷丽君丈夫，强忍悲痛清点了家中财物，发现丢失了上海牌手表一块、几种规格的呢子布料、粮油供应证以及若干布票、线票、棉花票和45元现金。
案件性质被明确为特大入室抢劫杀人案，其手段之残忍，令整个铁岭街乃至抚顺市都笼罩在恐惧与愤怒之中。
迷雾中的身影与两次排除的嫌疑
由抚顺市公安局和望花分局军管会抽调的精英力量组成的专案组迅速成立。
根据现场情况，他们对凶手做出了精准的“画像”：熟人、和平入室、可能因借宿而有攀谈过程、体力一般（不排除女性）、手或脸部有伤、胆大心细且心狠手辣。
在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的过程中，一个名叫陈桂荣的女人进入了警方视野。她35岁，是望花粮库的临时工，就住在谷丽君家附近，两人平时往来密切。
案发后，陈桂荣不仅曾出售粮票，而且双手手指都带有伤痕。
然而，进一步的调查似乎又排除了她的嫌疑：无人能确切记得她手指受伤的时间，并且，她当时已怀有三个月身孕。
一个孕妇，似乎难以独自完成如此血腥的屠杀。于是，对她的怀疑首次被搁置。
一周后，案情在建设第九粮站取得重大突破。专案组查阅购粮记录时发现，就在案发后的第二天（12月19日）上午9点左右，有人持谷丽君家的粮油供应证，冒领了28斤粮票和1斤2两油票！
根据开票员和付货员的回忆，以及当时同在排队的油毡厂工人郑桂华的描述，冒领者是一名三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中等偏上个头，短发，长瓜子脸，颧骨较高，脸色较黑，身穿黑底红格对襟旧棉袄”。这个形象，与陈桂荣高度吻合！
然而，当专案组满怀希望地将陈桂荣的指纹与现场壶盖上的指纹进行比对时，结果却令人失望——并非同一人。陈桂荣的嫌疑第二次被排除。案件侦破再次陷入僵局。
柳暗花明：固执的刑侦处长与铁证如山
一个多月过去了，排查出的其他线索逐一被否定。专案组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凶手究竟是男是女？是熟人还是生人？争论异常激烈。
就在此时，参与案情分析会的抚顺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力排众议，他一锤定音：“女人作案的可能性绝不能排除！对之前否定的嫌疑线索，必须重新审查，而且要加大力度！”
这道指令成为了案件的转折点。专案组对陈桂荣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更为彻底的调查。这一次，之前被忽略或轻信的细节，被一一重新审视，串联成了坚实的证据链：
1. 关于手伤：陈桂荣声称手指是12月25日在公交车上被碎玻璃划伤。但经核实，整个12月，抚顺全市公交均无玻璃破损报修记录。她在说谎。
2. 关于粮票：她案发后倒卖的粮票，来源不明。
3. 关于冒领：建设第九粮站的指认，明确了她就是那个冒领者。
4. 关于谣言：案发后，她四处散播“谷丽君丈夫在贵州杀妻”等谣言，经查纯属捏造，其目的是混淆视听，干扰破案。
5. 关于前科：她曾因盗窃和投机倒把被工厂开除，并有三次被公安机关收容、拘留的记录。
所有的疑点，都再次指向了陈桂荣。专案组果断申请了搜查令。
当侦查员出现在她家中时，陈桂荣正拿着一块粗呢子布料裁剪裤子，见到来人，她惊慌失措地想把布料藏起——这块料子，与谷丽君家被盗的粗呢子布质地极其相似。
随后，搜查人员更是在她家中起获了上海牌手表、蓝色呢子裤、粘锦华达呢布以及那些失踪的线票、棉花票。经谷丽君丈夫及其亲友辨认，这些物品确凿无疑均属死者家中之物。
1972年2月4日，专案组第三次提取了陈桂荣的指纹，送往辽宁省公安厅进行权威鉴定。三天后，结论传来：现场壶盖上那枚决定性的指纹，与陈桂荣右手食指指纹认定同一！
恶魔的供述与最后的嚣张
铁证如山，陈桂荣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或许，她仍自恃怀有身孕，法律会留她一命，于是她带着一种近乎无耻的坦然，交代了全部的犯罪过程：
“12月18日白天，我看谷丽君没照顾好我在托儿所哭闹的孩子，心里就有气。
我又向她借钱，她不肯借。晚上8点多，我怀揣一把六寸长的剔骨刀，再次去她家借钱，她还是不借。
我就骗她说我大伯哥来了，家里住不下，想在她家借宿一晚。她信了，还给我铺了新被。我就靠着炕梢躺下了。”
“等到晚上10点多，我假装出去解手，看外面没动静，回屋就抽刀照她脖子砍去。
刀砍到骨头上，她醒了，要喊，我就跳上炕，左一刀、右一刀地乱砍……刀把都砍坏了，我右手也被割破了。”
“看她不动了，我看着她那三个睡着的孩子，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就捡起地上的斧子，把他们也都砍死了。
然后用被褥衣服盖住，撸下她的手表，用斧子撬开箱子，拿了布票、购粮证和布料。最后，我去厨房洗了手，又用盆接水泼在地上，锁上门回家了。”
听着她如此平静地描述残杀四名无辜者（其中包括三个熟睡的孩子）的过程，审讯的侦查员气得满脸通红，拍案怒吼：“你还是不是人！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
面对斥责，陈桂荣竟满不在乎地回道：“我就这么个人，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我怀着娃呢，你们没法枪毙我，有本事关我一辈子！”说罢，发出一阵放肆的冷笑。
1972年，这起震惊抚顺的特大灭门惨案终于告破。罪大恶极的凶手陈桂荣，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正义虽然来得沉重，但终究没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