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是风声，分明是城市的脉搏，是记忆的共振啊！
就在他沉浸在那种玄妙的感知中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嗡”地一声，震动了一下，差点儿没把他的魂儿给震出来。
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是于佳佳那女强人，消息来得比闪电还快。
果然，打开一看：“系统刚预警，另一处老影院出现‘临终喘息’特征。” 这姑娘，永远是行动派，效率拉满。
赵小满没急着回，只是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那把锈迹斑斑的钥匙。
他凝视着它，那上面仿佛还残留着他父亲手心的温度。
然后，他动作轻柔得像是托举着一件稀世珍宝，将钥匙轻轻放在天台通往内部的门槛上。
那感觉，就像是完成了一场只有他自己才懂的仪式，郑重地将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交付给了一个看不见的，却又真实存在的“守门人”。
片刻之后，他缓缓起身，那股子执拗和坚韧再次回到了他眼中。
他拇指一按，将那句简洁却充满力量的话语发送出去：“知道了，这就去听。” 他转身，身后那栋老楼，在清冷的月光下静静矗立着，不再发出呜呜的风声，仿佛一位终于等到知己、等到听众的老人，此刻终于感到安心，缓缓开口，要将它积压了太久太久的故事，娓娓道来。
赵小满知道，属于他的“城市哨兵”任务，才刚刚开始。
赵小满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车链子哗啦作响，像一道不肯停歇的倒计时。
风从城南刮到城东，吹得他脸颊发麻，可心里那股劲儿却越烧越旺。
他赶到老影院时，天还没亮，街灯昏黄，照着墙面上那个刺眼的红“拆”字——粗粝、潦草，像是谁用刀刻上去的判决。
他没停下脚步，也没拍照，只是默默走到正门前的台阶角落，蹲了下来。
这地方他没来过，但莫名熟悉。
或许是那种水泥混着木头腐朽的气息，又或许是门框上残留的一截断掉的铜铃，随风轻晃，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叮当声。
他从背包里掏出便携式地听仪，这是秦峰团队发给“感知哨兵”的第一批设备，原本只用于采集建筑内部低频振动数据。
他把它紧紧贴在墙体上，屏住呼吸。
起初是死寂。
然后，来了。
微弱而规律的脉冲，一颤一颤地传来，像心跳，又像某种机械在濒临死亡前挣扎着完成最后一圈运转。
不是电路干扰，也不是管道漏水——太整齐了，频率稳定得近乎仪式感。
赵小满闭上眼，耳朵顺着声音往里钻，仿佛看见一台老式放映机正在黑暗中缓缓转动胶片，齿轮咬合，咔嗒、咔嗒，一下接一下，固执地放着没人看的电影。
他的手指微微发抖。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座建筑还没死透，它还在“呼吸”，还在重复一段被遗忘的日常。
可他不敢上报系统。
一旦触发自动归档流程，这段信号就会被打包进数据库，变成冰冷的波形图和编号，再无人倾听。
他会失去对它的掌控，就像去年那栋苏式住宅楼一样，哪怕记录得再完整，终究还是要推平重建。
他不想让这个声音也变成档案里的一个注脚。
于是他掏出手机，打开语音录制功能，把地听仪的声音导入进去，剪了一段最清晰的片段，配上一句话，发给了秦峰：
“这不是设备残留，是有人还在里面放电影。”
消息发出后，他坐在台阶上没动，盯着那堵墙看了很久。
风吹过空荡的大厅，卷起一层灰扑扑的尘埃，像是幕布掀开前的预兆。
同一时间，秦峰在麦窝社区地下室收到了这条消息。
他正熬夜调试新一批传感器的数据模型，听见提示音时眼皮都没抬，直到播放完那段音频，整个人猛地坐直了。
“这不可能……”他喃喃道，手指飞快调出后台历史资料库，输入影院名称与坐标。
屏幕滚动，信息浮现：原为1973年建成的职工文化宫附属影院，七十年代起承担工人夜校定点放映任务，每周五晚免费向厂区职工开放，片单以政治教育片、农业技术纪录片及少量译制片为主。
高峰期曾容纳八百人同时观影，散场时人流如潮，门口的小贩靠卖瓜子糖糕养活了一家人。
他还查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一群穿着蓝布工装的男女站在影院门口合影，脸上带着笑，眼神明亮。
背后横幅写着：“学理论，看电影，干革命！”
秦峰盯着那张照片看了许久，忽然意识到——这些声音，不是偶然残留，而是几十年重复行为形成的“记忆共振”。
就像赵小满老家那栋楼学会了《新闻联播》的节奏，这家影院，也可能记住了每周五晚七点整，放映机启动的那一声“咔哒”。
他立刻拨通许嵩的电话。
“你现在能听段东西吗？很重要。”
电话那头沉默几秒，传来轻微的咳嗽声和远处仪器滴答声。
“我在值班室，刚交完班，你说。”
秦峰把音频传过去，等了五分钟，那边才回话，声音有点哑：“我听到了……这不是机器，是习惯。”
许嵩挂了电话，没再多说。
但他没睡。
他在医院走廊尽头的休息区坐下，借着应急灯的微光，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写旋律草稿。
他把心跳监测仪的节奏叠进老胶片摩擦声里，加入一点风穿过空厅的回响，甚至模拟了观众席上窸窣的私语。
他记得奶奶说过，她年轻时最爱坐第七排中间，因为那里视线最好，而且离出口近，“万一孩子哭闹好溜出去”。
他给这首曲子起名：《第七排中间》。
“那里坐着我奶奶，”他在文件备注里写道，“她总在《地道战》开始前捏紧我的手。”
与此同时，于佳佳也收到了消息。
她正在民政口跑一项边缘试点政策，听到“老影院”三个字时，眼睛倏地亮了。
这种事，光靠数据打不赢，得打人心仗。
她立刻联系三家退休职工协会，找到三位曾在该影院度过青春岁月的女工，请她们做了一段口述实录。
没有提建筑结构，不说文化价值，只讲一件事：每场电影散场后，她们如何在雪地里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歌声顺着通风管道传到楼上托儿所，孩子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那时候穷，可我们觉得日子有奔头。”一位老太太笑着说，眼里闪着光。
审批会上，果然有人反对：“情绪不能当法规，这是临时保护令，不是写散文。”
于佳佳站起身，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当年建这栋楼的时候，图纸上有‘温情’两个字吗？可它存在了四十年。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论证它值不值得留，而是承认——有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一直在。”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最终，临时保护令获批，有效期三个月。
而在城市另一端，周师傅接到秦峰电话时，正蹲在修缮队仓库门口啃馒头。
他听完情况，没多问，只说了句：“明天我去看看。”
他不知道的是，那栋老影院的顶棚木梁，已有四十多年未曾承重；也不知道，在剥落的墙皮之下，藏着层层叠叠的刻痕——那是不同年代的观众，用钥匙、硬币、指甲，一笔一划留下的名字与誓言。
风还没走完。
有些话，还没说完。
周师傅带着两个徒弟进了影院，脚下的水泥地裂了口子，像干涸的河床。
他没打灯，只靠一束头灯照亮前方。
空气里浮着木头腐烂和胶片霉变混合的气味，沉得压人。
他仰头看顶棚，木梁横贯而过，漆黑如炭，表面布满虫蛀斑点，可结构依旧完整。
“上。”他简短地说。
徒弟架梯子，踩上去试探性地敲了三下主梁。
声音清亮，回响悠长。
周师傅眯起眼，伸手摸了一把梁底，指尖沾到一层灰，再仔细搓了搓——没有松动颗粒，木质仍有韧性。
“还能撑十年。”他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这栋楼说话。
他们顺着侧廊往里走，墙皮剥落处露出层层叠叠的刻痕。
有“王建军爱李红梅 1985.7.1”，有歪歪扭扭的“小虎看《少林寺》”，还有用刀尖划出的五角星。
深浅不一，方向交错，像树的年轮，一圈圈记着不同的春天。
徒弟掏出激光测距仪准备扫描，被他一把按住手。
“收起来。”
“师傅？这不是您说的‘精准记录’吗？”
“机器能告诉你多深，但不会告诉你哪一道是孩子第一次自己刻的。”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也不会知道，有人刻完名字后，再也没见过那个人。”
他从工具包里取出素描本和铅笔，递给徒弟：“用手画。位置、走向、深浅，全都照原样描下来。错一笔，就是抹掉一段日子。”
徒弟迟疑了一下，低头开始画。
笔尖蹭在纸上，沙沙作响，竟和墙体传来的微震隐隐合拍。
周师傅独自走到舞台前。
幕布只剩半截悬在横杆上，焦黄破败，边缘卷曲。
他站定，久久不动。
“留这块布，”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压住了四周的寂静，“哪怕只剩一角——有些黑，是眼泪滴过的地方。”
没人问他怎么知道。
他自己也没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