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港地，《东方日报》上刊登了这一新闻。
名为《余切捐献内地稿酬：慈善第一人》。
作者是武侠家温瑞安，他直白道：“捐款一事，在文化界历来流行；港地这边文艺界人士捐款占总捐款约6%到9%，远远超过所持有财富比例，此乃华人社会的特色。”
“然而文化界人士虽然捐款，却害怕留下名字，更不愿亲力亲为，我把这称之为‘文人假清高’的怪现象！余切好就好在开了个好头，其他人也知道怎么做了。”
说到情深处，温瑞安甚至用一句“做慈善一定要懂慈善”来形容。
查良庸在自家豪宅看到这篇文章，心里也对余切服气起来。
他多少对大陆有些了解，个人慈善基金这种事情，只怕是余切以一己之力推动，他未必得到什么好处，如若出了什么差错，反而惹得一身骚。
这便是为什么文人捐款，向来不愿亲力亲为。
因为他们首先要求得“名”，有一个好的公众形象，慈善还是次要因素。
查良庸问自己老婆李乐怡：“当年我和余切电视辩论，虽然我辩不过他，其实心里面很不服气……现在看来，我还是错了。”
“你到底错在了哪里？”
李乐怡比查良庸小很多岁，看起来简直天真浪漫。
查良庸没什么防备，实话实说：“一个是九龙城寨一事，他看的比我深，港英政府迟来的拆迁补偿是小气候，其作为华人社会团结标杆是大气候。”
“还有呢？只有这几句话吗？”
“当然还有了。”查良庸道，“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说明他是真心关爱同胞。他不是一个虚伪文人，那种到处靠骂战来成名的俗人……他比李傲那种人强了太多。”
李乐怡一听就笑了：“原来你还是对余教授有意见，我以为你早就放下了。”
放下？
查良庸心头发苦：我生平丢了大脸，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不多，哪能说放下就放下？
他可是毁了我的政治前途！
自那之后，查良庸只晓得江湖之远，不晓得庙堂之高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人人都觉得他从政眼高手低，最好还是写他的去吧。查良庸自觉羞愧，早已辞去了港地委员一职。
下午，他的朋友杨振宁上门拜访，两人喝茶、下围棋。
查良庸问道：“你不是应该在讲学吗？怎会来特意找我？”
“我太久没见你了，特意来和你玩一阵子。”
不久后，杨振宁提出“我打算在《明报》上写篇文章，不知道你允不允许？”
“我早已经不再管理《明报》了，你无需来问我意见。”
“这次不一样！”杨振宁说。“我要写的文章，和余切有关系……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算是半个死对头了。我在你的地盘写他的文章，要问你的意见。”
“你也要写他那个慈善基金会？”
你果然知道！杨振宁露出这个表情。
随后，杨振宁甚至劝说起查良庸来。“将来余切再来港地，我希望作为你们的和解人，达成你们的世纪大和解。他既年轻，又受人喜欢，你永远也搞不过他的。”
查良庸无可奈何：“你们都写吧，何苦来问我？”
杨振宁就在港中文的办公室写文章。
他在港地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港中文教授，另一个是《明报》的特约撰稿人。杨振宁其实很擅长写文章，也善于游说政界、商界大佬，他经常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拿到更多人的支持。
两弹一星宣传和杨振宁有直接关系（他认为）。80年他回国见乔公，提出建议：把这些功臣的名字公布出来。
乔公问：这样搞有什么好处？
杨振宁说：国外都已知晓，反而中国内部神神秘秘，国防科技条件很艰苦，苦熬一辈子却被湮没会打击年轻一代投身这个领域的积极性。
乔公应允了。
于是，他的老友邓先得以在生命末年对家人实话实说：我其实在为祖国的国防做贡献。
邓先在全国成名已经是更后来的事情了，但他能披露自己的工作已经很重要。邓先的老丈人曾看过“邱小姐”爆炸的新闻，拍手道“哪个人搞出来的，他真厉害！”
当时，邓先也被老丈人问到此事，可惜却只能跟着附和，“这人真厉害，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余切生在一个好时代。
或是早一点，或是晚一点，他都无法达到现在的成就。
对于余切搞的慈善基金，杨振宁尤其支持。
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而此四条件中国已基本上或即将具备了。”
“我们最为缺乏的是经济支持，因为政府无法支持到每一方面，在一些更为精细的领域中，需要有识之士站出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充分的利用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这方面，余切所成立的基金会做得很好。”
“我关注他们捐款的方向——大学食堂、西北宁县的助学援助，还有引来伯明翰到舟山的投资，这都很好！原来我想当然的以为处于水深火热的内地慈善，居然还走在了美国前面。我看内地搞得不错，项目相当丰富，歧视现象几乎不存在，带头人也是知识分子。”
“如果慈善基金规模能再扩大百倍、千倍，简直是社会中理想的慈善组织形式。”
此文不仅拿去给查良庸看，也被杨振宁用在港中文的演讲中，引得全场欢呼鼓掌。杨振宁回来后就向查良庸形容当时的场景：我们所有人都为了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
查良庸追问道：“你和余切接触很长时间，你认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杨振宁向他回忆一件往事：多年前，因杨振宁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美国政府允许杨振宁入籍，除此外，杨振宁的兄弟姐妹，配偶，乃至于他还活着的父亲都可以入籍。
杨父当时在大陆生活，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特地前往日内瓦劝说杨振宁回国，最起码不要加入美国国籍。
最后的结果是杨振宁痛快入籍了，他父亲至死也无法原谅他。
杨振宁落下心病，一直感到很遗憾。他曾和查良庸谈过这件事情，嚎啕大哭，查良庸为他写了回忆文章。
现在杨振宁又讲一遍这个事情，然后道：“余切是那种改了国籍后，我父亲都相信他是在潜伏的人。我和他接触下来，发觉他不光是出于情感和前途的因素，你看看他和沃森的关系……我认为他在根本上有民族主义的因素。”
“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人是优于美国人的。可能他不承认，你也觉得很震惊，但他给我就是这种感受。”
查良庸受到了感染，也宣布向燕大捐赠百万港币，作为燕大文学院的助学资金。
这笔钱没有直接到燕大，而是被查良庸捐给了余切基金会，再指明了要用在中文系上。
——
查良庸还是有钱啊！
一出手就是多少个内地作家，加起来都比不过的数字。
百万港币！汇率差真是逼死人。
管谟业被改编成《红高粱》，才赚了两千块钱，他都已经乐疯了。路垚写《平凡的世界》，人都脱了一层皮，也不过稿费三万。他被央台看上，给了改编费680元——央台都觉得是天价了。
余切没有过多截停查良庸的捐款，而是迅速转到燕大中文系。
燕大人都被这笔钱震撼了，这是有史以来该系收到的单笔最大捐款，而且这是港币，相当于美元。
这一时期的港币和美元挂钩，由几家国际银行担保，实际上是“美元券”！就连部委都想要这一笔钱！
中文系的系主任是孙玉时，他来找余切商量钱怎么用。
“余教授，我们中文系这几年过得不好，青黄不接，除了引进你之外可以说并未有什么成就，我准备再多招一些学生，再培养一些青年教师——给他们的待遇提一提，你看怎么样？”
余切笑道：“我只是负责募捐，钱要怎么花，你来问我做什么？”
孙玉时坚持道：“吃水不忘挖井人，你拉来的钱，我自然要问你。”
余切站起来，认真道：“基金会虽然是我的名字，但绝不能事事都由我来决定，那就很容易变成民间非法集资……你搞错这个事情了，我只有一个建议要给你。”
“什么建议？”
“查良庸既然捐了这么多钱，你把他聘请为名誉教授，把他帽子戴得高高的，他将来路过首都的时候，你拉来学生陪他做演讲，哄好他，他应该就满意了。”
孙玉时一拍大腿：“还是你明白！我现在就去办。”
但他走出几步路，又觉得不妥，孙玉时是学者型官僚，对人情关系并未了解太多。他长期在文学教研室工作，和其他“酸腐文人”结交了二十年。
之所以能当上系主任，全因为这一时期人才断代了，而老孙却是个公认的老好人。
孙玉时不知道他随便动用百万港元，是不是会得罪余切？
经历过困难年代，很多人表面上大公无私，暗地里为了一个出国名额，每月二十块钱的津贴都能争得头破血流——穷怕了！
燕大十二公寓住着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季镇怀。这位和余切的老师马识途曾在西南联大当同学。
孙玉时跑去看望这位老教授，几句话便说明来意。“百万港币！连部委都想找我打秋风，他竟然说不要就不要，真的吗？我应该怎么做？”
季镇怀也觉得难办。这一时期，燕大排资论辈、山头林立的现象已有显现。他道：“办学最主要由两个半人来支撑，一个是财神爷，余切就是财神爷；一个是金刚钻，余切也是这个金刚钻！还剩下半个，是那些学生们。”
孙玉时一愣，立刻急道：“学生们也是跟余切走的近，他们年纪差不多，我看中文系几乎就没有不喜欢余切的。”
“他们有时候叫他余哥，有时叫他小老师，上课了就恭恭敬敬——余教授！我们燕大逃课的这么多，他的课从来不缺人。”
季镇怀听罢，心中暗道：余切岂不是占了这两个半？
轮到余切上位的时候，孙玉时等人正好退休，他的退休待遇很大程度上由余切来决定——到底要不要返聘超龄教授？每季度要不要拨钱给予人文关怀？
也难怪孙玉时举棋不定，害怕得罪余切。
季镇怀招呼孙玉时来，给他指点了几句，孙玉时眼睛一亮……
一天后孙玉时等在余切讲课的教师后排，铃一响，他就当着学生的面接走余切。
“余老师，我还有些事要询问你，不得不打扰你了。”
孙玉时拐走余切后，还向教室里的学生道歉：“还望各位多多包容，我实在是找余老师有事。”
两人一离开教室，学生立刻议论起来。
“——刚刚那是系主任？”一个大一新生说。
“是啊。”
“系主任不是公正不阿，嫉恶如仇吗？他都得罪了许多老教授！”
“那也要分人吧。听说港地那个武侠作家捐了很多钱，余老师一分钱没要，全给了咱学院。”
“捐很多钱……到底是多少钱？”
“好像是个整数，一百万！”
“这么多！！！”
百万天价捐款的效应初现，连学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孙玉时找余切就谈这么一件事：“我们燕大采取皿煮集中制，这笔钱如何用？各个教职工的意见都要考虑！余老师，你来我院这么久，从来都不参加学术委员会的会议，明天开会我希望你能到场。”
开个会而已，能有什么风险？
余切大摇大摆的去了，结果孙玉时要求增设学术委员会的秘书处，选拔出一名秘书和副秘书。
“请大家来投票，举手表决。”他说。
很快，孙玉时高票当选秘书处的秘书长，而余切被迫当选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