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城市另一端的奢华公寓内。
谢宇凡听完万靖云电话里的汇报，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
“车砸了，人吓了，场面够难看了。很好。”他晃动着手中的红酒杯，“邱泽亲自去了？发火了？”
“是，白勇被训得够呛。不过，李焕那边似乎挺冷静，没乱。”万靖云的声音传来。
“冷静？”谢宇凡嗤笑，“越是冷静，心里越慌。都是装出来的。接下来，按计划，把‘李焕勾结官员、假借升级真套地’的风，吹到工人耳朵里去，要吹得‘有鼻子有眼’。另外，省城那几个喜欢搞‘深度调查’的自媒体，可以联系一下了，资料‘匿名’给他们，让他们‘关注’一下南骏厂改制中的‘疑云’和‘资本大佬的介入’。”
“明白！舆论的火先烧起来。”万靖云应道，“那……李焕本人，下一步？”
谢宇凡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眼神在水晶吊灯下闪烁着冰冷的光：“等。等他出错，等他不耐烦，等他或者邱泽忍不住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来压事。那时候，才是我们真正收网、给他们致命一击的时候。现在，让他先泡在麻烦和猜疑的温水里吧。”
挂断电话，谢宇凡走到落地窗前，与他父亲办公室相似的视野，让他有一种掌控一切的错觉，一种复仇的快感。
白勇的动作很快，仅仅一个晚上，就将昨晚参与袭击的二十多人全部控制。上午九点多，李焕如约来到公安局。
透过观察室的单向玻璃，他看见里面蹲坐着二十几个汉子，大多穿着南骏厂褪色的工装，神情萎靡，不少人脸上、手上带着新鲜的瘀伤和擦痕。李焕眉头微蹙，侧身问一旁陪同的白勇：
“动手了？”
白勇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压低声音解释：“抓捕时……确实有些反抗，过程中难免磕碰。已经让医务室看过了，都是皮外伤。”
李焕看了他一眼，没再深究。有些界限，彼此心照不宣。他转而问道：“审得怎么样？”
“这是初步笔录。”白勇从身边民警手中接过文件夹递过来，“人都承认了砸车，动机……说是为了保护厂子，防止被‘骗卖’。至于有没有人背后指使，目前口径一致，都说是自发的。”
李焕快速翻阅着笔录。二十三人，都是南骏厂在职或内退职工，理由高度一致，情绪指向明确，但对关键问题——如何串联、谁先提议、有无外部接触——却语焉不详，或干脆避而不谈。
太整齐了。整齐得不像一群临时激愤的工人，倒像统一过说辞。李焕合上文件夹。
他当然不信这是纯粹的自发行为。工人群体的力量源于集体，但若无核心组织与外部刺激，其行动往往是散漫而怯懦的。
昨晚那精准、迅速、只毁物不伤人的袭击，绝非无根之火。
“我想单独和他们中的带头人聊聊。”李焕转向白勇，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就那个砸第一辆车的。不录音，不记录。”
白勇略一迟疑。这不合规矩，但规矩在眼前这人——以及他背后的人面前似乎没那么重要。他很快点头：“可以，安排在小调解室，监控我会关掉。为确保安全，我安排两个人在门外。”
“有劳。”
几分钟后，李焕独自走进调解室。房间狭小整洁，只有一张旧木桌和两把椅子。
昨天冲在最前面的那个黑壮汉子坐在对面，低着头，双手紧握放在膝上，指节有些发白。他脸上除了新添的青紫，更多的是常年油污浸润的粗糙和一种紧绷的倔强。
李焕在他对面坐下，没急着开口。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未拆封的香烟，推到对方面前，又起身用一次性纸杯接了温水，轻轻放在桌上。
汉子抬眼瞥了一下烟和水，喉结动了动，没碰，重新低下头。
“怎么称呼？”李焕声音平稳，像拉家常。
“……焦志刚。”声音闷闷的。
李焕眼神微动：“焦师傅是你……”
“我爹。”焦志刚闷声道，依旧不抬头。
李焕点点头，自己点了支烟，烟雾在安静的房间里缓缓缭绕。“昨晚，为什么带头砸车？”
焦志刚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压抑的怒意混合着某种破釜沉舟的蛮横：“为什么？为了活路！厂子卖了，你们老板和当官的吃干抹净，我们这些人就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去！砸你们车都是轻的！”
“谁告诉你，我们是来卖厂子的？”李焕吐了口烟，静静地问。
“还用谁说？”焦志刚情绪激动起来，声音拔高，“省里早就定了！量地的人都来过了！你们这时候跑来装好人，不是一伙的是什么？说什么升级改造，骗鬼呢！最后地皮一转让，你们数钱，我们等死！”
对方情绪激烈，先入为主的敌意根深蒂固。李焕等他话音落下，才缓缓问：“那你们砸完车，事情解决了吗？厂子保住了？还是你们的处境变好了？”
焦志刚被问得一噎，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眼神里的凶狠褪去些许，露出底下的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懊恼。他梗着脖子，声音低了些，却仍带着硬撑的蛮劲：“我……我不管！反正不能让你们好过！”
“砸车，是有人叫你们做的吧？”李焕语气笃定，目光平静地看着他，“给了钱？还是许了什么好处？”
焦志刚脸色一变，猛地别过脸，紧闭嘴唇，摆出一副拒不合作的姿态。
“焦志刚，”李焕的声音沉了沉，带着一种冷静的压迫感，“你想清楚。三辆车，损失不小，如果走法律程序，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足够你们在里面待上几年。”
“指使你的人也许给了点钱，许了些诺，但这钱，够买你几年自由？够赔你爹妈妻儿往后提心吊胆的日子？”
焦志刚身体微微一震，搓着手，额角渗出细汗。
“你如果现在把知道的说了，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的责任。车，修了就好。但如果你不说，”李焕身体微微前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可以找别人聊。总有人更想回家过年，而不是在拘留所里耗着。”
这番话像一把钝刀，慢慢撬开了焦志刚用愤怒武装起来的硬壳，露出了内里的惶恐和挣扎。他喘着粗气，眼神剧烈闪烁。
“我……我们就是气不过，被人一煽乎就……”他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带着后怕，“有人说，你们和当官的串通好了，演戏骗我们签字同意，然后转手就把厂子卖了……”
“这话谁说的？有证据吗？还是只是听说？”李焕追问，“联络你们的人，认识吗？长什么样？在哪儿见的？”
焦志刚摇头：“不……不认识，生面孔。在厂子后面那个老茶馆……他找的我，说看我是焦师傅儿子，有号召力……先给了两万，说事成之后再给八万。还说……这是保卫厂子的正义行动，给官商勾结一个警告……”
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个粗糙但有效的煽动链条浮出水面：利用工人对卖厂的恐慌和焦家父子在厂里的影响力，以“保卫工厂”为名，夹杂金钱利诱，精准点燃了这堆干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