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厚来了。
沈清漪看着后视镜里那个从巷口拐出来的身影，瘦，矮，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棒球帽。他走路的姿态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像在走一片随时可能裂开的薄冰面。
他在车前站定，隔着半落的车窗看了沈清漪一眼，嘴角抽动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拉开副驾的门坐了进来。车门关上的一瞬间，外面的市声被隔绝了大半，只剩下车厢里空调低沉的送风声。
孙师傅。沈清漪开口，语气不冷不热。
别叫师傅了，孙德厚把帽子摘下来，露出花白的头发，二十几年没开过大车了，早不是师傅了。
沈清漪没接这个话茬。她把手机屏幕调亮，翻出之前整理的那段排班表截图，侧过来给他看。九○年一月第三周，你原本排的是临河到青塘的短途，后来换成了张建明的省道班次。这是你亲手改的？
孙德厚盯着那块屏幕，眼神像是被什么东西黏住了。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发干：
为什么改？
孙德厚把视线从屏幕上移开，转向车窗外。巷子口有一棵老槐树，枝叶伸出来遮了半边天，阳光从叶缝里碎碎地漏下来，在引擎盖上投了一地晃动的光斑。他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那会儿孩子刚考上中专，要交两千八的学费。我老婆在纺织厂下岗了半年，家里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他顿了顿，干瘦的手指在膝盖上来回搓着，陈建国找我谈话，说省道那趟活儿补贴高，一趟顶我跑三趟短途。他说帮我调个班，让我多挣点，还说这是照顾老同志。
他原话怎么说的？
他说，孙德厚闭了一下眼，像在回忆一段录了太多遍的老磁带，老孙，你家困难我知道，这趟活你跑，多出来的补贴够你孩子半年花销。排班的事我来调，你不用管别的
沈清漪把手机收回来，屏幕按灭。他有没有说那天省道路况不好？
说了。孙德厚的回答很快，几乎没停顿，他说那条路坡陡弯急，冬天有时候路面结冰，让我开慢点。但我开了十几年车，哪条路什么情况我清楚。那条省道我跑过不下五十趟，熟得很。出事的是张建明，不是我。
他最后那句话落下去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淡的、几乎听不出来的后怕。沈清漪捕捉到了，她转过脸看他，发现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像一个人在冷风里站了太久。
所以你知道换了班之后，跑那条路的是张建明。
孙德厚没吭声。他的手指停下了搓动的动作，紧紧扣在膝盖上，指节泛着白。
你当时知不知道后果？沈清漪又问了一遍，声音平缓，但没有留余地。
我知道那天可能会出事。孙德厚终于说，声音哑得像砂纸蹭过铁面，省道那个弯，大车过弯如果速度压不住，十次有八次要侧。张建明那辆车刹车片本来就该换了，报上去半个月没人管。他咽了一下，但我想的是，那天是我跑，不是他。我跑我小心点就是了。我没想到陈建国会把班次调过来……我以为他只改了补贴标准。
也就是说，你本来以为那趟车是你自己在开。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钟。巷口有辆电动车拐进来，按了两声喇叭，孙德厚被那声音激得肩膀一缩，像一只受过惊的猫。
后来呢？沈清漪问。
孙德厚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长，像是在攒什么力气。出事第二天早上，我在车队的值班室听到消息。张建明的车在省道三十七公里处翻下护坡，车头全扁了，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他的声音开始发颤，我当时就瘫在椅子里，手抖得连杯水都端不住。当天下午我去找陈建国，我说你怎么把班次调给张建明了？陈建国跟我说，他前一天晚上临时改的主意，说张建明主动找他要求跑那趟长途，他就给了。
张建明主动要求的？
张建明那天上的是夜班，孙德厚转过头看她，眼睛里有一层浑浊的光，他凌晨三点才下班，怎么可能主动要求跑早上六点的长途？他跟陈建国关系是不错，但谁都知道张建明跑车有个规矩，跑完夜班第二天绝对不碰方向盘，他老婆定的规矩。
沈清漪把这句话记在了脑子里。
你去找陈建国对质的时候，他怎么说？
孙德厚把视线又移开了，望向窗外那棵老槐树。槐树的影子在风里轻轻晃着，像一幅被吹皱的画。陈建国让我闭嘴。他说翻车是意外，车况不好也是事实，谁也没想到那天下雨路滑。他说张建明老婆那边他会处理，抚恤金按照最高标准走，让我别再多嘴多舌。
你信了？
我不信。孙德厚的声音忽然有了一丝硬气，但那硬气像一根被水泡了很久的木头，看着还有形状，一掰就碎，我不信是意外。但我没办法。我一个开车的，家里那点底子，他妈的在临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陈建国管着车队，他跟运输公司的领导关系铁，他要是把改排班的事扣到我头上，我拿什么扛？
他威胁你了。
他说得没那么直白。孙德厚笑了一声，那笑声短促又干涩，像用指甲划过粗布面，他就说了一句老孙，你家孩子刚考上中专，学费都还没交齐吧。我那天晚上回到家，老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开车累了。
沈清漪没说话。她看着孙德厚侧脸的轮廓，颧骨凸出来，脸颊凹下去，皮肤上覆着一层发青的胡茬，他整个人都像一件被反复折叠又摊开的旧地图，折痕太深了，再怎么抚也平不了。
九○年年初你辞职，是陈建国让你走的？
孙德厚点了一下头，出事之后半个月，陈建国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临河这边风头紧，张建明家里人一直在闹，让我去南方避一避。他说他已经帮我联系了东莞一个物流公司，到了那边有人接应，还给了我五百块钱路费。
五百块。
那时候不少了。孙德厚摸了摸自己工装外套的内袋，像是习惯性地确认什么还在不在里面，我带着老婆孩子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到的东莞。到了那边才知道，那个物流公司就是个小作坊，三辆车两辆是报废车改的，老板欠了一屁股债。我干了三个月，一分工钱没拿到。
他的声音慢慢低下去，最后几个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你后来跟陈建国还有联系吗？
没有。孙德厚把帽子重新扣回头上，帽檐往下压了压，他不让我联系他，我也不想联系他。在东莞那几年我换了好几个地方，跑过出租，看过仓库，当过保安。九五年才回临河，回来的时候陈建国已经调到局里了，当了个什么主任。
你回来之后没找过他？
孙德厚沉默了很久。车厢里只剩下空调的送风声，一下一下，均匀得像某种缓慢的呼吸。他攥着自己工装外套的拉链头，来回摩挲着那块小小的金属片，直到磨得发热。
找过一次。他终于说，声音极轻，九七年吧，我老婆查出来甲状腺有问题，要做手术，钱不够。我去局里找他，想跟他借点钱，就当是把当年那五百块还给他也行。他见了我，在局门口那个台阶上，就站了两分钟。
他怎么说？
他说这些年了你还找我干什么。我说借点钱，急着用。他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说不上来，反正不是什么好眼神。孙德厚的手指把拉链头攥得更紧了，然后他掏出钱包，数了三百块钱给我，说就这么多了，以后别来找我了。说完就转身进去了。
沈清漪看着方向盘上的自己手背，指甲修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她没有催他，让他自己把那段回忆走到头。
那三百块钱我收了。孙德厚说，我老婆的手术做了，人没事。但我从那以后就明白了，有些账不是钱能算清的。陈建国他把我当一颗棋子用了，用完就扔，他心里从来没有过什么老同志、什么照顾，他就是拿我当个垫背的。
他抬手抹了一下脸，动作很快，但沈清漪看见了他指缝里那点湿润的光。
孙师傅，沈清漪把车熄了火，引擎的震动停下来，四周忽然更安静了，如果有一天需要你站出来作证，你愿意吗？
孙德厚那只抹脸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看着前挡风玻璃外面的巷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已经被西斜的太阳拉到了地上，像一道长长的、灰暗的裂口。
作证……他重复了这两个字，像是在试它们的重量，作什么证？
当年排班被篡改的事，张建明真正的出车原因，陈建国的事后处理。一件一件说清楚。
孙德厚把帽子摘下来，又戴上去。反复了两次。他的嘴唇翕动着，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想张嘴呼吸却又不敢。
我怕。他说，声音里有一种坦然的怯懦，我今年六十三了，这辈子就被那件事压着，压了快三十年。我晚上做梦有时候还能听见张建明的声音，他在车队值班室跟我分过一包烟，他说老孙你孩子考得好，以后有出息。我哪有什么出息。
沈清漪没说话，只是从储物格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过去。孙德厚接过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一些，他用袖子擦了。
我想想吧。他说。
可以。沈清漪说，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那件事不止你一个人记得，也不止你一个人被压着。
孙德厚把矿泉水瓶攥在手里，瓶身被他捏得嘎吱响。他在座位上坐了很久，久到巷口那棵槐树的影子又偏了一格，才慢慢推开车门。他下车的时候弯着腰，像扛着一件很重的东西，迈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从车窗外看了沈清漪一眼。
姑娘，他说，你跟我那个死去的朋友张建明，有点像。他也是什么事都要弄个明白的人。
他说完那句话就走了，步子还是那种小心翼翼的谨慎，踩实了再迈下一步，整个人消失在巷子尽头的阴影里。
沈清漪重新发动车子，引擎低低地嗡了一声。她把空调风调大了一格，风从出风口吹出来，打在脸上，凉的。她伸手关了风，在寂静里坐了一分钟，才挂挡驶离了那条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