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铁皮窗户的缝隙里透进来一层灰白色的光，薄薄的，像被水洗淡了的墨。夏之阳醒了。眼皮沉得像压了两块小石子，可脑子里那根弦已经被拨动了，嗡嗡地颤着，再难续上刚才那个断断续续的梦。他翻了个身，脸朝向墙壁，又翻回来，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看了半晌，终于认命似的叹了口气——睡不着了。
起床也没地方可去。沙漠里除了井架就是沙丘，不到上工的时候，四处空旷得像被世界遗忘了的角落。他索性靠在被垛上，从枕头底下摸出昨天借来的那本书。《人生不能没有交响乐》，封面上印着一支金色管弦乐队的剪影，在幽蓝的底色上泛着哑光。他翻开第一页，指尖停在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的五线谱上。那些音符是黑色的，圆圆的，小小的，像一群游动在五条平行线上的蝌蚪，有的昂着头，有的拖着细长的尾巴，有的三三两两挤在一起，有的孤零零地落在小节线的后面，像一个掉队的孩子。他盯着它们看了好一阵，认不出哪个是“哆”，哪个是“来”，哪个是“咪”。那五条线在他眼里像五根永远等不到列车的铁轨，空荡荡地伸向看不见尽头的远方。
“看不懂吧？”他对着书页自言自语，嘴角扯出一丝苦笑，“看不懂就对了，这是你的盲区。”
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点。就像他在这片沙漠里住了这么久，仍然叫不全那些野花的名字一样——人的认知总是有限的。知道自己不知道，也算是一种清醒。可他的心里有一架看不见的乐器，当目光扫过那些蝌蚪般的音符时，那架乐器便隐隐振动起来。他听见的不是旋律，而是一些更原始的东西：风从沙丘顶端滑过时低沉的呜咽，工靴踩在沙地上的沙沙声，柴油机轰鸣之间那短暂的、让人耳朵发痒的寂静，翻动书页时纸张摩擦的哗啦轻响。那些声音在他的胸腔里汇聚、翻滚、碰撞，渐渐合成一股暗流，闷闷地涌动着，像远方闷雷滚过地平线。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交响乐，他只知道那里面有他的命运——一个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在铁皮车厢的裂纹下面、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思念中，硬扛着活下去的命运。
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着交响乐的壮美与神圣，那些句子华丽得像绸缎，铺在纸面上泛着光泽。夏之阳读到书中说，交响乐诞生于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文艺复兴时期，是音乐中最复杂、最富有戏剧性的品种。音乐以声音为媒介，指向模糊而开放，不像文学那样确切，不像绘画那样具体，不像建筑那样凝固。它需要倾听者把自己的耳朵和脑子变成专用的容器，把心灵变成朝圣者，才能走进那座无形的圣殿。他把这段话重读了两遍，手指无意识地捻着书页的边角。他想，他读文学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些印在纸上的字，有时候比生活本身更真实。他必须把自己的心掏空了、洗干净了，才能让那些字住进来，才能让那些字里的热乎气儿暖到他的骨头缝里。
书中开始介绍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排出来，像天幕上依次亮起的星辰——
海顿，温和而勤勉的老父亲，一生写了一百二十五部交响曲，音符像泉水一样从他指尖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是个矮个子、宽肩膀、戴着白色假发的胖子，笑起来像个慈祥的面包师傅，可他写出来的音乐却辽阔得像整个奥地利的森林与河谷。
莫扎特，那个被上帝吻过手指的孩子，八岁就写出了第一支交响曲，四十一部交响曲堆满了他短短三十五年的生命。他像个穿绸缎衣裳的金色小鸟，叽叽喳喳地说着笑话，可心里压着别人看不见的铅块，最后连一口像样的面包都要靠赊账，下葬的时候连一个送行的人都没有，被埋进了穷人公墓，至今没人找得到他的尸骨在哪里。
贝多芬，那个长着一张雷雨交加的脸的巨人，乱蓬蓬的灰白色头发像狮子的鬃毛，眉弓隆起，目光凌厉得能钉穿墙壁。他把古典乐派推向了最辉煌的顶峰，却是在双耳完全失聪的漆黑中完成的。二十六七岁听觉就开始衰败，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耳朵贴在钢琴上，感受着木头的振动来“听见”自己写下的音符。他暴躁、粗野、穷困潦倒，把汤泼在侍者身上，为了一分钱和出版商吵架，可他的音乐里却有着最深沉的人性与最壮阔的光明。
夏之阳读到贝多芬的时候，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书页的边缘，纸页被捏出了一道浅浅的折痕。他想起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里的那些句子，它们像钉子一样，曾经在他心里钉过一次，现在又沉甸甸地落了下来——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止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援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觉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夏之阳把这段话读了一遍，又一遍，第三遍的时候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在念诵经文。那些字一个个地从他的眼睛里钻进去，顺着血管滑到胸口，在那里落定，沉甸甸地压着，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的眼眶热了一下，赶紧眨眨眼，把那点潮意逼了回去。那不是字，那分明是一面镜子——他在那面镜子里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看见这个躺在铁皮车厢里的人，这个被风沙打磨了千百个日夜、被思念和孤独反复啃噬的人，这个把眼泪咽回肚子里、把哭变成一声长叹的人。他不是一个卓越的音乐家，不是一个不朽的巨人，可他在做同样的事：他也在挣扎，在不肯低头，在没有光的地方试图凿出一扇窗。他的挣扎不壮丽，不响亮，不惊天动地，甚至没有任何人看见。可它存在着——在他歪歪扭扭的字迹里，在他翻得卷了边的书页里，在他每天醒来仍然选择睁开眼的那个瞬间里，像一粒被埋在沙底下的种子，拼命地、无声地往上顶。
“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书中引用了贝多芬的话。那醇醪的原料是痛苦、寂寞、贫穷，甚至是折磨、摧残、杀戮；酿制的过程是顽强的奋斗，是殊死的抗争。夏之阳把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的时候，笔尖格外用力，纸面被压出了一道凹痕，几乎要划破。他翻过一页，又看见那句——“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屈服！”贝多芬说这话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刚发现自己的耳朵在一天天变聋，像一个画家发现自己逐渐失明。他用余生的每一部作品践行了这句话。夏之阳在“扼住命运的咽喉”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又画了一个大大的星号，星号的五个角尖锐得像是要戳破纸面。他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想，什么是“扼住命运的咽喉”？对他来说，就是那些牙疼得半张脸都肿起来、却还得上平台拧螺栓的早晨；就是那些想念妻子想得胸口发紧、却连电话都不敢多打的夜晚；就是那些明明累得像散了架、却还是在枕边点上小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的深夜。命运掐着他的脖子，让他喘不上气，让他想跪下去，想骂出声，想砸东西想哭想逃。可他没有。他喘着，扛着，站着。他的手指还攥着笔，还在纸面上划出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那就是他的扼住——不松开，不投降，不让自己沉下去。
他合上书，把日记本也合上，摞在膝盖上。窗外修井机正在轰鸣，那声音闷雷似的从远处一波一波地推过来，沉沉的，像一头铁做的巨兽在均匀地呼吸。一班的工友们已经在钻井平台上忙开了，人影在晨曦里晃动着，下套管，接抽油管，铁管碰撞的金属声清脆而急促，叮叮当当地在空旷的沙地上传得很远。夏之阳侧过头，透过那扇蒙了一层细沙的窗玻璃，看见许超正弓着腰在平台上拽钢索，肩膀上的肌肉鼓着，汗已经洇湿了后背那片深蓝色的工衣。他喊了句什么，声音被柴油机的轰鸣盖住大半，只能看见他张大的嘴和上下挥舞的手臂。朱小虎在他旁边，戴着脏兮兮的手套，把一根粗铁管从地上扛起来，腰一挺，管子上了肩，他趔趄了一下又站稳了，骂骂咧咧地往井口走过去。
那些人不需要读书，不需要思考“命运”或者“交响乐”这样的词。他们只需要干活，挣钱，把工资寄回老家。他们的生活简单、重复、沉重得像搬不完的石头。可不简单的是，他们每天都在重复这件沉重的事，一天都没有撂下过。夏之阳看着那些晃动的身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的热流。那些人和他一样，都被困在这个铁与沙的盒子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扛着。他们不懂贝多芬，没读过罗曼·罗兰，可他们的脊梁在钢索和铁管之间弯下去又直起来，弯下去又直起来，那就是他们的交响乐——粗糙的、轰鸣的、汗味浓烈的、不用谱子记的、活生生的交响乐。
他又想起那口井。听说光钻探一口油井就要花两百多万元，加上后续的设备、管道、人工，上千万都不止。为了从地底深处榨出那些黑色的液体，人们愿意投进金山银海，愿意让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荒漠里像蚂蚁一样昼夜不息地奔波，愿意忍受风沙切割脸皮、酷暑蒸烤脊背、严寒冻僵手指。可对于艺术，对于人类精神世界那些最璀璨的创造，人们却吝啬得不可思议。夏之阳在心里慢慢列了一串名字，每列出一个，心就缩紧一分——肖邦三十九岁，莫扎特三十五岁，舒伯特三十一岁，门德尔松三十八岁，比才三十六岁。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叫人心疼。那些从他们指尖淌出来的旋律，如今还在音乐厅里响着，被千万人闭着眼倾听，可他们自己却连一顿饱饭、一间暖屋都常常没有。文学这边也一样：普希金三十八岁，拜伦三十六岁，雪莱三十岁，济慈只有二十六岁，莱蒙托夫二十七岁。中国的李贺，那个骑着瘦驴在山水间拾诗的“鬼才”，也不过二十七岁。日本的童谣诗人金子美玲，写出“向着明亮那方”那样清澈句子的女人，也只活了二十七年。
那些卓越的、绝无仅有的生命，每一天都在创造着无价的东西，可这个世界却一边享用着他们的馈赠，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贫困、疾病和孤独吞没。他们像开在荒野里的花，艳得惊心动魄，却没有几个人真正停下脚步来闻一闻。可他们的光芒没有熄灭——旋律还在，诗句还在，思想还在。它们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穿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照进后来者的眼睛里，落进后来者的心坎里。就像此刻，在这间铁皮车厢里，一个满手茧子的钻工正捧着一本借来的书，用沾了沙尘的指头翻动着印满五线谱的纸页。他看不懂那些蝌蚪般的音符，可他的胸腔里有一架乐器在振动，奏出的旋律只有他自己能听见——那是他的命运在低吼。
夏之阳把书放在膝盖上，仰起头，目光沿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纹慢慢游走。那道缝从灯座旁伸出来，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床，宽的地方能塞进一根手指，窄的地方细得像一根头发丝，一直蜿蜒到车厢的另一头才消失。他盯着它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它很像他的人生——七拐八拐的，深的浅的，明的暗的，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可它在。他也在。他们两个在这间铁皮车厢里，一个在头顶，一个在下面，谁也没有消失，谁也没有认输。
“命运，”他对着那道裂缝低声说，“你休想让我屈服。”
说完他自己也笑了，声音低哑的，被窗外的轰鸣声一衬，轻得像一声叹息。可他心里清楚，他是认真的。那些字、那些书、那些旋律——它们是他在沙漠里凿出来的井，是他从一个看不见的深处打上来的水。水不多，可够他喝的，够他活着的。等将来某一天，这些字也许会变成铅字，被更多的人看见。也许不会。但没关系，在他写下来的那一刻，它们就已经救了他一次。而明天，他还会再写一次。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太阳从东边的沙丘后面慢慢拱出来，把铁皮车厢的墙壁染成暖融融的金色。夏之阳把书放回枕头底下，穿上工靴，系紧鞋带，推开那扇哐哐作响的铁皮门，走进了那片正在苏醒的、灰黄与金色交织的、空旷而沉默的沙漠里。平台上，许超远远地朝他挥了挥手，喊了句什么，被风吹走了一半，只听见半截——“……下来换班！”他回了一句“来了”，声音不大，可在空旷的沙地上传得很清楚。他迈开步子走过去，工靴踩在黄沙上，一步一个深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