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阳把枕头放好，躺下来，心情还沉醉在书信中。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的人和事，不断萦绕在他的脑海。他的心在那些信纸上，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像一群喝醉了酒的、站不稳的、摇摇晃晃的蚂蚁一样的字里。那些字在说着——他在这里，他在干活，他在想远方的家。他在这里，但他的心不在这里。他的心在那封信里，在那张白底红格的、边缘有些毛糙的、薄薄的、透着光能看到对面的信纸上。他的心在那些字里，在“亲爱的妻”那五个字里，在“我想你了”那四个字里，在“等我回去”那四个字里。
他虽然身在千里之外的异乡，他的根却在那个南方的小县城，在那个充满温情的小院，在那棵老枣树下。枝叶在这片沙漠里，在这座井架下，在这间铁皮车厢里，在这条深沟的草地上，在这封信里。
那棵树会继续长。不会停下。不肯停下。
躺在对面床上抽烟的朱小虎，看到夏之阳一口气写了满满的三张信纸，很是羡慕。
他的床铺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窗户的玻璃上糊着一层沙尘，灰蒙蒙的，透不进什么光。他那边的光线比夏之阳这边暗一些，但他不在乎。他抽烟的时候，不喜欢太亮的光。黑暗让人放松，让人能更清晰地看见自己吐出的烟雾的形状。那些烟雾从他的嘴唇间溢出来，慢慢地升上去，在黑暗中像一条灰白色的、没有重量的、正在慢慢消散的蛇。他歪着头，眼睛半眯着，透过那层薄薄的、正在扩散的烟雾，看着夏之阳手里那三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他看不清上面的字，但他看得见那些字的密度——一行一行的，一排一排的，几乎没有什么空白。他觉得那不止是字，那是一种他羡慕但永远也学不会的本事。不是写字的本事，是把心里的东西变成纸上的东西的本事。
“真是有文化的人，”朱小虎把烟叼在嘴角，含糊不清地说，烟头随着他嘴唇的翕动而上下跳动着，像一只微小的、橘红色的、在黑暗中跳舞的萤火虫，“让我写三天也写不出这么多字。想起家里的人，我心里只是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说，但就是写不出来。不是写不出来，是那些话太多了，太乱了，太挤了，像一锅煮开了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我想把它们舀出来，但不知道从哪里下勺子。我拿起笔，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真的空白，是那些字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我不知道该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我想写‘我想你了’，又觉得这四个字太轻了。我想写‘我在这里很好’，又觉得这是在骗她。我想写‘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停了一下，又把烟叼进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头的火光猛地亮了一下，照亮了他的脸。那张脸在黑暗中突然浮现出来，像一个从深水里浮上来的、被泡得发白的、但还活着的东西。他的颧骨上有一团被风沙吹出来的红晕，他的眼睛下面有熬夜留下的青黑色的眼圈，他的嘴唇上有被烟熏出来的干裂的纹路。那张脸不属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属于一个被生活和思念和孤独和失眠共同折磨了很久的、疲惫的、苍老的、但还有着年轻的、倔强的、不肯认输的劲头的人。
夏之阳把信纸叠好，塞进信封里，用舌头舔了舔封口，按紧了。他把信封放在枕头底下，转过身来，看着朱小虎。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温和的、理解的、但又不知道怎么安慰的笑容。那种笑容不好笑，不是在说“你写不出来没关系”，是在说“我理解你”。
“这有什么难的，”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又不是在学校写作文，要扣住题目，又要考虑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心之所想，流露笔端就行了。”
他想把这些话说得更简单一些，更直白一些，但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你就当她在你面前坐着，你就当你在跟她说话。你说什么，就写什么。不要想‘这样写好不好’，不要想‘这个词用得对不对’，不要想‘这句话会不会让她担心’。你想她，你就写‘我想你’。你担心她，你就写‘你别太累了’。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你就写‘我今天看见了一只鸟，青白相间的翅膀，叫得很好听’。那些字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她看的。她不会在乎你的字写得好看不好看，不会在乎你的句子通顺不通顺，不会在乎你的文章有没有开头、有没有结尾、有没有扣住题目。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你在想她。她读你的信，不是为了读字，是为了读你的心。你的心在纸上，她就读到了。”朱小虎听了，沉默了几秒钟。他的烟快烧完了，烟灰弯弯地垂着，像一个快要折断的、灰白色的、细小的树枝。
“听不懂。”他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嘲讽，没有无奈，只有一种真诚的、坦白的、像孩子一样的、不会假装自己懂了的诚实。他把烟头在床头的铁栏杆上摁灭了，“嘶”的一声，一小缕青烟从烟头和铁栏杆的接触点升起来，在黑暗中飘散开来。
“你是有学问的人，帮我写一封家信好吧？我实在是写不出来。”
夏之阳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帮他写？可以。但写什么？他又不是朱小虎，他不知道朱小虎想对妻子说什么。他不能替朱小虎说“我想你了”，因为那是朱小虎的思念，不是他的。他不能替朱小虎说“我在这里很好”，因为他不知道朱小虎在这里是不是真的很好。他不能替朱小虎说“等我回去”，因为他不知道朱小虎什么时候能回去。
“家信怎么能代写呢？”夏之阳为难地说，他的眉头微微地皱着，眉心之间那道浅浅的竖纹又出现了，“我又不了解你家的情况。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她喜欢什么？你平时怎么称呼她？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说出来就会脸红的小秘密？我不知道这些，我写出来的信就不是你的信，是另一个人的信。她收到信，一看就知道不是你写的。她会怎么想？她会想——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受伤了？你是不是病得写不了字了？你是不是——她不敢想了。”朱小虎听了，点了点头。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想什么事情。他把那根已经熄灭的烟头在手指间转了几下，烟头是温热的，还残留着他嘴唇的温度和气息。他把它扔进了床头的罐头瓶里，那个瓶子已经快满了，烟头像一座小小的、灰白色的、沉默的火山，堆积在瓶底。
“也是。”他说，“我想对老婆说的话你又不知道。我要是想写‘老婆，你的手还疼不疼？上次你说你洗衣服的时候扭了手腕，现在好了没有？’你写不出来。我要是想写‘老婆，我梦见你了，梦见你穿着那件蓝色的毛衣，在厨房里炒菜。你转过身来冲我笑了一下，我就醒了。’你也写不出来。不写也罢，有时间我向家里打个电话更好。电话里说，听得见声音，比看字踏实。”
他又点了一根烟。打火机的火苗在黑暗中跳了一下，橘红色的，照亮了他的脸。他的眼睛在火光中闪了一下，像两根被点燃了的、小小的、黑色的炭。他把烟叼在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地、像在品味什么似的、把那口烟从鼻腔里缓缓地放出来。
“你说说，”他的声音从烟雾的那一边传过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我们这些人离开家乡，抛弃老人和妻子，来到这么荒凉的地方打工，值吗？我有时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就是这个声音。值吗？值吗？值吗？像闹钟一样，滴滴答答的，不停。我告诉自己——值。你挣了钱，寄回去，她还了债，盖了房，买了电视，买了冰箱，孩子能上学，老人能看病。这些钱是你在这里一天一天地熬出来的，是你在风沙中、在烈日下、在寒夜里、在钢铁之间、在危险边缘——用你的汗水和眼泪和失眠和牙疼换来的。怎么不值？但另一个声音又说——不值。你挣了钱，但你在哪里？你在几千里外的沙漠里。你在她身边吗？你在孩子身边吗？你在父母身边吗？你需要钱，但你也需要你。钱可以再挣，但你只有一个。你不在，这个家就不完整了。这个家就不像一个家了。像一个旅馆，人来了，人走了，床铺是凉的，厨房是冷的，电视是关着的，灯是不亮的。”
夏之阳没有立刻回答。他靠在枕头上，看着天花板。那道从灯座旁边延伸出来的、弯弯曲曲的、像干涸的河流一样的裂纹，在黑暗中看不太清了。他知道它在那里，但他看不清楚它的形状了。黑暗把它藏起来了，但它还在那里。他也知道它在等他——等明天天亮的时候，它还会出现在那里，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他第一天住进这间寝车的时候一样。他不会变，你也不会变？你觉得你不会变，但你在变，你每天都在变。你的头发在变白，你的皮肤在变粗糙，你的腰在变弯，你的牙在变松，你的视力在变差，你的听力在下降，你的记忆在衰退。你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个你了，你甚至不再是去年的那个你了。裂纹还在那里，但你已经不是昨天的你了。
“唉，这怎么说得清呢。”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也像是在跟朱小虎说话，“什么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还不是为了挣几个钱？我们都是被生活逼迫的。”
他想起了一句话，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也不记得是在哪本书上读到的了，但那句话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在他需要的时候自动跳出来了。他说：“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人们上山下乡改造是有组织的，有目的的，那现在的打工潮则是无组织的，被迫的，无目的的‘盲流’。你不去打工，就没有饭吃，就没有钱花。无奈之余，天南海北都成了打工者的战场，无数人在异乡默默地奋斗、流汗，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不是什么理想，不是什么抱负，不是什么‘为祖国献石油’。我们就是——要活着。活得比别人好一点，至少不比别人差太多。让老婆不用在灯下做那些计件的手工活，让孩子不用在学校里因为穿得破旧被人嘲笑，让父母不用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不是‘盲流’，是‘有目的’的盲流。我们的目的就是——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朱小虎把烟叼在嘴角，眼睛眯着，看着远处。远处是墙壁，铁皮的，斑驳的，锈迹斑斑的，写满了电话号码和潦草的涂鸦的。但他没有看墙壁，他的目光穿过了墙壁，穿过了那片黑暗，穿过了那片沙漠，穿过了那些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回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另一群人中间。
“我听说你在家里有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丢掉工作跑到这个鬼地方来呢？”朱小虎把目光收回来，落在夏之阳的脸上。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真诚的好奇，不是客套，不是打听隐私，是真的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要跑到这片鸟不拉屎的沙漠里来受这份罪？夏之阳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很短，像一阵风吹过水面，留下的波纹还没有完全展开就消失了。他的嘴角翘了一下，又放下来了，眼角挤出了几道浅浅的鱼尾纹。
“在家工作是舒服，可是发不上工资啊。每月百分之七十的工资都不能按时领到，你说上班还有什么意思？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聊天，到点下班，周末双休。听起来多好。但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财务说‘下个月吧，这个月资金紧张’。下个月了，又说‘再等等，再等等’。等到最后，你也不知道等什么。我的同事有的去开出租车了，有的去摆地摊了，有的去南方打工了。办公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桌子上的灰越来越厚。”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像在说“今天风很大”或者“粥里有沙子”一样。他已经接受了那个事实，消化了那个事实，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不是伤疤，是纹理。不是疼痛，是记忆。
“你在家里也有工作吗？”夏之阳问。
“我哪里有什么工作，农民一个。”朱小虎的声音低了一些，带着一种自嘲的、但又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在自怜的、复杂的语气，“我的家乡在陕北的一个偏僻荒山下，土地贫瘠不说，一年四季还靠天吃饭。雨水充足，庄稼收成还好。如果干旱了，老百姓只有挨饿的份了。有一年大旱，地里裂了缝，能伸进一个拳头。庄稼全死了，连种子都没收回来。村里人去外面讨饭，不好意思，就说是‘走亲戚’。我父母年纪也大了，小妹又要上学，我不挣钱怎么办？我出来打工的时候，我爸送我，走到村口，他停下来，说‘你走吧，别惦记家里’。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他，他还在村口站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但还没有倒下的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