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里角落的一箱长枪、一箱子弹、一箱手雷以及一箱印着英文标识、未曾开封的斯帕姆午餐肉罐头，瞬间从原地消失，被他悄无声息地收进了空间之中！
周维民快速的打开箱子，取出了一杆美制加兰德步枪，大约200-300发子弹以及五只手雷，又迅速的把三个箱子放了回去。
紧接着，他的意念锁定了那个装有钞票的皮质行李箱。
箱子瞬间消失，出现在空间里。
他快速打开箱子，将里面所有的美元（大约有十多万）、二十五根大黄鱼、以及一小半数量的崭新“大黑拾”（约五千块钱），迅速取出。
只留下大约一万多元的现金在箱子里，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
随即，箱子又被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山洞的角落，外表看不出任何异常。
‘这些，就算是我冒险带路和提供情报的报酬了，取之有道。’
周维民心中暗道，并无太多愧疚。
这些不义之财，若是全部上缴，最终去向也难以完全追踪，他截留部分用于自身发展和改善身边人生活，在他看来并无不可。
洞内的战斗很快结束。在公安干警迅猛的突击和心理攻势下，三名被烟雾呛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的特务，两人被成功生擒，只有一人在试图反抗时被击伤腿部制服。
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我方无人伤亡。
战士们迅速控制了现场，扑灭余烟，检查俘虏，并开始清点洞内物资。
电台、密码本、武器、炸药、罐头以及那箱“剩下”的现金等，都被逐一登记在册。
清点过程中，负责登记的民警打开皮箱，看到里面剩下的一万多现金，报告道：“王队，这里发现大量现金！”
王队长走过来看了看，点点头：“登记好！这些都是罪证！”
他们并未意识到箱子里原本应该有更多财物，毕竟周维民“看到”的只是大概，具体数额只有特务自己清楚。
此时天色已晚，押解俘虏和运输大量缴获物资在夜间山路行进风险太大。
王队长与陈所长商议后决定：“今晚我们就在山洞内外就地警戒休息，轮流看守俘虏和物资，明天一早出发返回！”
众人开始忙碌地安排警戒哨、照顾伤员（被击伤腿部的特务）、整理缴获物。
周维民也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看着眼前这一切，他心中松了口气，不仅为铲除了一个安全隐患，也为自己的“额外收获”感到满意。
这个意外的插曲，让他此次深山之行，在巨大的收获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惊险与刺激。
当王队长和陈所长带着满意的笑容走过来，拍着周维民的肩膀，高度赞扬他立下大功时，周维民只是谦逊地笑了笑，表示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没有人知道，就在刚才那一片胜利的混乱中，这位年轻的“功臣”已经为自己攫取了一份丰厚的、无人知晓的战利品。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山洞外的临时营地便苏醒了。
王队长和陈所长招呼着众人起身，用缴获的猪肉罐头在小型行军锅里加热，就着带来的二合面馒头，很是丰盛的吃了一顿早饭。
热乎乎的罐头肉汤下肚，让很久都没吃到荤腥的大部分干警都兴奋起来，大口的吃着肉汤里的肉块。
饭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清运缴获的物资。
山洞里的电台、密码本、武器、弹药、炸药、起爆器、剩余的现金、罐头以及其他一切被认为有价值的物品，都被仔细打包。
由于物资数量庞大，加上需要押解四名特务，王队长进行了分配，每位干警和民兵都分担了一部分负重。
队伍终于再次启程，踏上了返程的山路。
与来时轻装疾行不同，此时的队伍显得格外臃肿和缓慢。
沉重的物资、步履蹒跚的俘虏，都严重拖慢了行进速度。
山路崎岖，背负重物行走更是艰难，汗水很快再次浸湿了每个人的衣裳。
周维民也主动分担了一些相对较轻的物资，跟着队伍一步步向外挪动。
直到第二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染红天际时，这支疲惫却洋溢着胜利喜悦的队伍，才终于走出了大山，回到了平庄大队部。
此时的平庄大队部，与几天前他们出发时已截然不同。
院子里停放着好几辆来自区公安局和武装部门的吉普车、卡车，不少后续因为担心而增援过来的干部和公安干警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看到王队长、陈所长他们带着俘虏和大量物资安全返回，众人立刻围了上来，脸上都带着兴奋和如释重负的表情。
人群中，一位气质威严、肩章显示级别更高的领导格外醒目，正是四九城区公安局的张副局长。
张副局长首先查看了四名被俘的特务（包括那个腿部受伤的），确认无误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当他看到那部完好无损的电台、密码本以及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等物资时，更是连连点头，用力拍着王队长和陈所长的肩膀：“干得漂亮！老陈，老王，这次你们立大功了！”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站在一旁的周维民身上。
王队长连忙介绍：“张局，这位就是周维民同志，这次行动的关键情报提供者和向导，没有他，我们不可能这么顺利找到并端掉这个据点！”
张副局长上前一步，紧紧握住周维民的手，语气郑重而充满赞赏：“周维民同志！好样的！”
“我代表区公安局，感谢你！你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警惕性，为我们铲除了一大隐患，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放心，等案件审理清楚，后续工作完成后，组织上一定会对你进行专门的表彰和奖励！”
周维民连忙谦逊地表示：“张副局长您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