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府管事走了之后，苏晓晓没把这事放下。
她让武松去县衙里查了查这姓蔡的底细——武松如今当着都头，县衙里的户籍册子、商税底档都能翻到。
武松翻了两天，回来说：“娘，这姓蔡的住在城东客栈里，登记的名字叫蔡福，说是蔡太师府上的管事。可我让客栈掌柜翻了翻他的行李，里头既没有蔡太师府的令牌，也没有太师府的文书，只有几件换洗衣裳和十几两银子”。
苏晓晓将手里的擀面杖搁下来，说：“蔡太师府上的管事，出门只带十几两银子”。
武松说：“看着不太像”。
苏晓晓说：“你明日带两个人去客栈里，客客气气地请他来铺子里喝茶”。
第二日武松带着两个差役去了客栈，将蔡福“请”到了铺子里。
蔡福进了铺面，见苏晓晓坐在柜台后头纳鞋底，武松站在旁边抱着胳膊，面色变了一拍，强笑道：“武大娘这是做什么，我不过是来买饼方子的”。
苏晓晓将鞋底搁下来，说：“蔡管事坐，喝茶”。
蔡福坐下来接了茶，苏晓晓说：“蔡管事说自己是蔡太师府上的人，可有凭证？”
蔡福说：“走得急，没带”。
苏晓晓说：“没带不要紧，你写封信回东京，让府上捎个凭证来，我见着凭证再跟你谈方子的事”。
蔡福端着茶杯没说话，苏晓晓又说：“蔡管事若嫌写信慢，那便说说蔡太师府上的事——太师府在东京哪个坊，门朝哪边开，府里管事的都叫什么名字，太师平日吃什么茶”。
蔡福支吾了半天，说：“太师府在城东，门朝南，管事的有好几个，我便是其中一个。太师平日喝什么茶我哪知道”。
苏晓晓笑了一声，说：“蔡太师府上在东京汴梁城西的甜水巷，门朝东，管事的管事叫蔡九，是太师的本家侄子。太师平日喝的是福建路进贡的龙凤团茶，从不喝别的。蔡管事连这些都不知道，怕是太师府上的门槛都没迈进去过”。
蔡福的脸白了。
武松在旁边将茶杯往桌上一搁，说：“冒充太师府的人，按律要打三十大板”。
蔡福从椅子上滑下来，跪在地上说：“武都头饶命，小的是邻县一个破落户，听说蔡太师府上在收炊饼方子，便想着冒充管事来讹几个钱。小的该死，小的再也不敢了”。
苏晓晓将鞋底重新拿起来，说：“三十大板记在账上，先不打你。你回去把骗过的几家铺子的钱退了，退完了来县衙里交罚银。若是再让我知道你冒充太师府的人，下回可没这么便宜”。
蔡福连连磕头，爬起来跑了。
武松将人放走了之后，回来问苏晓晓：“娘，您怎么知道蔡太师府上在甜水巷？”
苏晓晓将鞋底纳了两针，说：“你娘我从前在东京待过几年，太师府门口卖过炊饼”。
武松说：“您什么时候在东京待过！”
苏晓晓将鞋底翻了个面，说：“你还没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你爹还在，我们一家在东京卖饼，太师府门口那条街最热闹，一天能卖三屉”。
武松说：“那您怎么又回清河县了？”
苏晓晓将针别回布上，说：“东京米贵，攒不下钱。清河县铺面便宜，便搬回来了”。
武松哦了一声，蹲在旁边帮她穿针。穿了两下没穿进去，被苏晓晓拿鞋底敲了一下手背。
这事了了之后，苏晓晓让武松去县衙里递了个话，说：“往后若有外地来的客商，说是某某府上的管事、某某衙门的师爷，一律先查验凭证再谈买卖。没凭证的，先请到县衙里喝杯茶，查清楚了再放”。
县太爷觉得这话在理，便让武松在县衙门口贴了张告示，上书“凡外来客商自称官宦人家管事者，须持凭证到县衙登记，方可在本县谈买卖”。
告示贴出去之后，街面上果然清静了不少，那些冒名顶替的骗子见了告示便绕道走。
孙七那日揉面时问苏晓晓：“大娘，您说往后还有人来买方子不？”
苏晓晓将一屉炊饼搁进蒸笼里，说：“有，可再来的人得先过县衙那一关。过了县衙那一关，还得过我这关。我这关可不好过——真金白银拿来，方子不卖；想合伙的，拿铺面来换，我出方子你出铺面，挣了钱五五分”。
孙七说：“那要是人家出了铺面又反悔呢？”
苏晓晓将蒸笼盖子盖上，说：“反悔便打官司。我如今有儿子当都头，有媳妇管账，有孙子在铺子里坐镇，打官司打得起”。
孙七嘿嘿笑了一声，继续揉面。
那晚苏晓晓坐在后院的歪脖子枣树下纳凉，武安被潘金莲抱在怀里喂米糊，武大郎蹲在灶房门口刷碗，巧娘在旁边帮着擦碗，武松坐在苏晓晓旁边帮她穿针。
苏晓晓将鞋底纳完了，剪断线头，把针别回布上，说：“二郎，明日你巡街的时候绕到城东客栈去一趟，看看那蔡福退了钱没有”。
武松说：“我今日已经去过了，他退了三个铺子的钱，还欠一家，说明日凑齐了便还”。
苏晓晓说：“你盯着些，别让他跑了”。
武松应了，站起来去院子里劈柴。
苏晓晓坐在灯下，将这几日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蔡福冒充太师府的人，被她拆穿了；县衙门口贴了告示，往后骗子少了；铺子里的生意照常红火，武安也一天比一天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