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一撂，刘涌他媳妇儿赶紧收拾东西，拿着铺盖卷子、随身的行李、行头，带点钱就去找刘涌了。
当时，回佩友这边也捎回了消息——他让手底下兄弟出去打听的。打听完，回佩友赶紧跟刘涌说：“刘涌啊，二哥，快跑吧！可出事了！你中街那帮哥们该跑的都跑了，吴敬明、宋剑飞他们早撩杠子了！”
他接着说：“大亨酒店江铁刚那买卖，刚才听说楼底下还停着七八台带红蓝双闪警灯的警车呢！说是江铁刚从楼上一瞅事不好，喊了声‘来人了’，直接从后门就撩了。他也跑了，二哥你赶紧跑！”
正说着呢，刘涌的传呼就来了，汉显屏幕上写着一行字：“二哥快跑！大伙全撩了，中街完了！”
刘涌一看，知道大势已去，急忙说：“佩友啊，你这么的，我求你一把！你能不能找几个过硬的好哥们，把我送出沈阳去？火车我是不能坐了，只要你把我送出沈阳，我上外地再坐车。你看行不行？”
该说不说，回佩友挺讲究，当即答应：“行，二哥你放心！我这就找兄弟！”
他连夜找了个人，开车送刘涌夫妻俩离开了沈阳，一路开到了河北秦皇岛。到秦皇岛的时候，已经是次日天明了。俩人在秦皇岛火车站倒车买了火车票——刘涌当过兵，具备一定的反侦察能力。1992年10月7号早上，他带着媳妇东躲西藏，登上了去往广州的火车。
那年代买车票不像现在，不用身份证实名啥的，有钱就好使。等沈阳刑警队紧锣密鼓抓捕刘涌的时候，人家早就南下到广州了。
咱再说说，刘涌是跑了，但总得有个人倒霉，谁呢？就是卖服装的袁庆友，袁大脑袋。刑警队第一时间就把他控制起来了——一切事件都是从他这起的头。
办案人员问：“说吧，交代交代！你跟刘涌啥关系？”
袁庆友慌了：“没没没啥关系，真没啥关系！”
“刘涌帮你出气行凶打人，你还说和你没关系？把你这逼崽子关进去！”
袁庆友赶紧坦白：“别别别！我说我说！实话实说，张少波没少熊我，我找刘涌就是想出口气。但我没给他钱，刘涌说能帮我跟张少波要点钱，就这么个事。我也没说让他怎么干，他具体干了啥、怎么干的，我真不知道！”
这确实是实情。可刑警队抓不着刘涌，没辙。按理说，袁庆友跟这事核心关系也不是很大，无非是店被砸了、俩人有场斗殴，属于简单的民事纠纷。但现在抓不着刘涌，总得有个人背锅吧？活该袁庆友倒霉，就这么被顶替上了——案子是限期责令破案的，必须给上面一个说法。就这么着，袁大脑袋被关进去了，一关就是七年，当了回替死鬼。
1992年，刘涌闯下塌天大祸，知道自己在沈阳混不下去了，就跑路了。大概是10月9号或10号的时候，刘涌琢磨着：“这不行啊！我现在他妈沈阳老家回不去了，原本我在中街当土皇上，手底下那么多兄弟，成天花天酒地，日子多好啊！咋能因为这点事因小失大呢？”
他挺后悔，但后悔也没用，只能先领着媳妇在广州待一段，回头再看咋说。
要不说呢，狼行千里吃肉，狗行万里吃屎。你要是吃肉的命，到哪都能折腾。俩人坐了几天火车到广州，下火车后就在火车站旁边找了个小旅店。
有的听众可能会问，在火车站旁边住安全吗？他是特意挑的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年代，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是最乱套的地方，刘涌有案底在身，不是普通人。广州火车站每天人流量特别大，相对来说更安全；最主要的是，这儿住宿不用登记。
那年代就有钟点房之类的，旅店老板互相抢客源，别说通缉犯了，就算是百宝山，只要给钱也让住——先把钱挣到手再说。改革开放初期，人家满脑子都是抓钱，都到这份上了。
1992年刘涌跑路到广州，带了20多万人民币，这是他在沈阳这几年攒下的全部身家。他在阴暗的小旅店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转眼就到了年末。
坐吃等死可不是刘二哥向往的生活，他待不住了，琢磨着：“我还年轻，刚30出头，总不能拿着这点逼钱在外头混吃等死吧？等这阵风头过了，我得做点买卖。”
想做买卖，就得出去找项目。刘涌在广州没事就溜达，从火车站附近到三元里市场，大街小巷来回转。
走着走着就到了火车站前面的大广场，他每天都得从这儿经过。每次经过，总有一帮人盯着他——这帮人是新疆人，简称“西北狼”。这帮新疆小伙子，都20来岁到30出头，一个个胡子拉碴，长得挺莽实，眼神看着就不怀好意。
刘涌一经过，这帮人就嘟嘟囔囔、指指点点，说的都是新疆话。刘涌挺纳闷：“我也没得罪他们啊，瞅我干啥？啥意思啊这是？”
他可不知道，92年的广州火车站盘踞着好几方势力。那时候的广州寸土寸金，89年到90年左右，控制火车站的是天津人，他们把控着小偷、黄牛党这些行当，整得挺稳。
大概是91年年初，不知道具体哪一天，一列火车上下来一帮大胡子，腰里都别着圆月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