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苏炎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它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老村长家。老村长已经把听筒递过来了。
“苏记者，是我。”王局长的声音有点哑，“老陈把资料收到了吗？”
“收到了。”苏炎说，“我看了一部分。王局长，这个案子……”
“不好写吧？”王局长接话，“老陈追了这个案子二十年。他说，这个案子让他觉得，有些悲剧不是一个人的错。是社会推着人走向了那个结局。”
苏炎沉默了一会儿。“王局长，阿宏……他当年有没有人帮他？律师？家属？”
“有。很多人帮他。”王局长说，“文化界、宗教界、学术界，很多人联名上书，请求暂缓执行。但没用。案子审得很快，判得很快，执行得也很快。他自首之后不到一年就执行了。”
不到一年。苏炎想起东洋市的案子，从案发到自首，等了三十三年。而阿宏只等了不到一年。同样是三条人命，一个人等了三十三年才说对不起，一个人当天就去说了对不起。但后者的结果，比前者更早画上句号。
“王局长，老陈有没有说，阿宏的家里人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父母还健在，住在山里。老陈去看过他们。他们每年都会去给阿宏扫墓。他母亲每次去都哭，哭完了说‘我儿子不是坏人’。”王局长的声音更低了一些，“苏记者，老陈让我转告你——写这个案子的时候，别只写阿宏。也写写那些人。那些骗他的、剥削他的、骂他的人。这个悲剧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苏炎挂了电话，站在老村长家的堂屋里，沉默了很久。
老村长端着一碗粥走出来。“苏炎，吃点东西。”
苏炎接过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它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烫的，是别的什么。
“表叔，”它说，“您觉得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杀了人，应该判死刑吗？”
老村长愣了一下。他坐下来，抽了一口旱烟。
“那得看为什么杀。”老村长说，“如果是故意杀人，没得说。但如果是因为被人逼到绝路上……那就不好说了。”
“他被中介骗了，被老板扣了身份证，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干了八天，老板说他倒欠钱。他不干了，想走，老板不还身份证，还骂他是‘番仔’。”
老村长沉默了很长时间。
“十九岁，”他慢慢开口，“我十九岁的时候，还在田里干活呢。那还是个孩子。”
苏炎点了点头。它把碗里的粥喝完，站起来。
“表叔，我回去写稿子了。”
苏炎回到老屋，坐在桌前，翻开老陈的资料。它找到了一份当年的请愿书，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有教授、有作家、有律师、有神父、有记者。他们用各自的方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十九岁孩子求情。
苏炎把请愿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我们恳请总统阁下，对阿宏案格外复议。他不是罪大恶极的惯犯，他是一个被社会推向绝境的年轻人。他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但死刑是否过重？一个十九岁的生命，是否应当被如此轻率地终结？”
轻率。苏炎盯着这个词看了很久。
它想起东洋市的案子，警方调查了很久，审判了很久，最后凶手自首了。但阿宏的案子，从案发到执行，不到一年。快得让人觉得，没有人真的在意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苏炎铺开稿纸，继续写。
它写了阿宏的童年。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在山野间奔跑，会唱族里的歌谣，会写简单的诗。他考上了师范学校，是村里少数几个考上学校的年轻人。村里人都为他骄傲。他离家去上学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
它写了阿宏的休学。家里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学业。他想出去赚钱，想帮家里减轻负担。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去城里找工作，让父亲不要担心。
它写了阿宏进城。他满怀希望地坐上火车，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山变成了城市。他以为等待他的是机会，是更好的生活。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双伸向他的手——不是来扶他的，是来推他的。
它写了阿宏在中介那里被收了三千五百元介绍费。他身上只有两千元，全部掏光，还欠了一千五。他被介绍到了一家洗衣店。老板扣了他的身份证，让他从早上九点工作到凌晨两点。他干了八天，每天十七个小时。他提出辞职，老板说他倒欠钱。
它写了那个晚上。阿宏喝了酒，回到洗衣店，找老板要身份证，想回家。老板骂他是“番仔”。那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骂过。在山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不知道，在城市里，他的肤色、他的口音、他的来历，都成了别人看不起他的理由。
他失控了。
苏炎写到这儿，停了一下。它想起双胞胎。大毛昨天偷了王老蔫家的西瓜，王老蔫追了他半条街，最后说“别跑了，给你一个”。如果那天王老蔫追到大毛，不是给他西瓜，而是骂他“小贼”，打他，把他送到派出所，大毛会怎样？
大毛不会被判死刑。因为他是村里的孩子，有人护着他。王老蔫骂完了，还会给他一个西瓜。赵婶骂完了，还会给他留两个鸡腿。
阿宏呢？有人给他留西瓜吗？有人给他留鸡腿吗？没有人。
苏炎继续往下写。
它写了阿宏逃跑后，酒醒了，后悔了。他去派出所自首。他说：“是我干的。”
它写了审判。法院认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判处死刑。自首不能减刑，因为在他投案之前，已经有人报了警。
它写了声援。很多人站出来为他说话。教授、作家、律师、神父、记者，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枪下留人”。他们买了报纸的全版广告，呼吁暂缓执行。
它写了执行。枪响了。那年他十九岁。行刑时，他拒绝了法医的麻醉针。他说：“我罪有应得，必须承受这个痛。”
苏炎写到这儿，放下笔。它的手在发抖。
“系统，”它在心里说，“我写不下去了。”
【宿主，本系统检测到你的情绪波动值极高。建议你休息一下，去院子里走一走。】
苏炎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阳光很刺眼，它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井台边传来赵婶和张婶的说话声——又在吵架。苏炎走过去，站在井台边。
“赵婶，张婶，别吵了。”
两个女人同时转过头，看见苏炎脸色不好，愣了一下。
“苏记者，你咋了？脸色这么差？”赵婶问。
“没事。写稿子写累了。”
“那你别写了，来我家吃饭。今天炖了鸡。”赵婶拉着它的胳膊。
苏炎没有拒绝。它跟着赵婶走进她家的院子，坐在灶台边。赵婶给它盛了一碗鸡汤，放了一个大鸡腿。
“多吃点，瘦得跟猴似的。”赵婶说。
苏炎捧着碗，喝了一口汤。鸡汤很烫，很香。它忽然想起阿宏。他离开山里之后，还有人给他炖鸡汤吗？还有人给他留鸡腿吗？没有了。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是一个人的了。
“赵婶，”苏炎说，“您觉得一个人犯了错，该不该给他一次机会？”
赵婶想了想。“那得看犯的什么错。偷东西、打架，改了就行。要是杀人……那就不好说了。”
“如果他不是故意的呢？如果他也是被人逼的呢？”
赵婶沉默了一会儿。“那也得看逼他的人是谁。要是逼他的人也有错，那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苏炎点了点头。它把鸡汤喝完，鸡腿也啃得干干净净。
“谢谢赵婶。”
“谢什么谢。明天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