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广东潮州，龙湖古寨以南三里处，立着一座早已废弃的糖房。我们六个知青被安排住进这里，是因为原来的知青点被台风掀了屋顶。
带我们来的老支书举着煤油灯，昏黄的光在布满蛛网的梁柱间摇晃。“就这儿了，收拾收拾能住人。”他咳嗽着，用蕉叶扇子拍打裤腿上的蚊子，“总比淋雨强。”
我抬头望着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屋，足足有三层，墙上的灰泥大块剥落，露出暗红色的砖石。几架残破的榨蔗机散落在墙角，像史前巨兽的骨架。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甜味，混杂着霉腐的气息，钻进鼻孔。
“这地方...以前是糖房？”我问。
老支书点点头，眼睛在昏暗中闪着说不清的光：“光绪年间盖的，日本人来时停过产，五几年又开过工，后来就彻底废了。”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什么，又补充道：“要是碰上回南天，屋里会有点...特别。别担心，不碍事。”
我们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只是庆幸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头半个月相安无事。我们六人把一楼清理出来，用木板隔成男女宿舍。我和北京来的赵卫国、本地人陈水生睡东间，孙晓梅、李红霞和上海姑娘沈玉蓉睡西间。
糖房的夜晚并不宁静。风穿过墙缝时发出呜咽，老旧的门窗偶尔会无缘无故地吱呀作响。最奇怪的是，即使在最干燥的日子里，墙角也总是湿漉漉的，仿佛这房子本身在流泪。
变化始于一个闷热的夜晚。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蚊虫发疯似的往人身上扑。陈水生望着窗外暗红色的天空，喃喃道：“要起雾了，回南天到了。”
果然，到了后半夜，我被一股浓郁的甜味呛醒。那味道太浓了，甜得发腻，甜得让人反胃。我推醒旁边的赵卫国，他揉着眼睛坐起来，立刻捂住了鼻子。
“什么味儿？”他嘟囔着。
这时，我看见了一层薄薄的白雾，正从墙壁、地板缝隙中缓缓渗出。雾很轻，却带着不自然的粘稠，在手电光下呈现出丝绸般的光泽。
“起雾了而已。”陈水生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声音闷闷的，“睡吧，明天还要出工。”
就在我准备关掉手电时，雾气突然变浓了。甜腻的气味中，开始混杂着别的味道——汗水的咸味，柴火的烟味，还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像是铁锈的气息。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起初是微弱的吱呀声，像是老旧的木门在转动。接着，声音变得规律起来，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和含糊不清的吆喝。
“你们听见了吗？”沈玉蓉从女宿舍探出头来，脸色苍白。
赵卫国猛地站起来，抄起墙角的一根铁棍：“有人在榨蔗房里！”
我们互相对视一眼，拿起手电筒，小心翼翼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糖房的后半部分走去。那里还保留着完整的榨蔗设备，我们平时很少进去。
推开虚掩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的呼吸几乎停止。
浓稠的白雾在房间里翻滚，雾中隐约可见七八个人影在忙碌。他们穿着破烂的粗布短褂，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两个人正将甘蔗塞进巨大的石碾中间，另外三人在后面推着碾杆，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他们的动作机械而疲惫，仿佛已经这样推了几个世纪。
“谁在那儿？”赵卫国大喝一声，声音却不像平时那样洪亮，反而被雾气吞噬，变得软弱无力。
那些人影没有丝毫反应，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一个瘦小的身影从雾中走过，看起来不过十四五岁，肩上扛着一捆甘蔗，脚步踉跄。
“是...是鬼吗？”李红霞的声音带着哭腔。
就在这时，推碾的一个人影突然脚下一滑，惨叫声撕裂了空气。石碾没有停下，直接碾过了他的手臂。鲜血喷溅在雾气上，形成诡异的粉红色波纹。我们眼睁睁看着那人在地上翻滚，其他工人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推着石碾。
“不！”孙晓梅尖叫着捂住眼睛。
雾气突然开始变淡，那些人影如同融化的蜡烛，渐渐消失在空气中。几分钟后，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六人，和那股挥之不去的甜味。
那一夜，没人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们找到老支书，描述了昨晚的见闻。他沉默地抽着水烟筒，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像一张揉皱的牛皮纸。
“那是糖房的记忆。”他终于开口，“从光绪年间开始，这地方就榨蔗制糖。那些工人，有的是累死的，有的是被机器绞死的...特别是日本人来的那几年，死了不少人。”
“为什么我们能看见？”我问。
老支书摇摇头：“有些人能看见，有些人看不见。你们年轻人阳气重，按理说不该...除非你们当中有人，天生阴气重。”
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沈玉蓉。她是我们当中最安静的一个，皮肤白得近乎透明，仿佛一碰就会碎。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雾气再次出现。
这一次，景象更加清晰。我们看到日本兵拿着刺刀在糖房里巡逻，工人们瘦骨嶙峋，动作机械如行尸走肉。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对着一个年轻工人大声呵斥，随后举起军刀...
沈玉蓉突然尖叫起来，她抱着头蹲在地上，全身发抖。“我看够了！我看够了！”她哭喊着，“他们好痛苦，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痛苦！”
陈水生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轻声安慰。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之间的动作如此自然，仿佛早已相恋多时。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糖房里的异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清晰。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工人，看到了庆祝丰收的欢快场景，也看到了因病被抛弃在角落等死的老人。每一个雾夜，都是一段糖房记忆的重演。
恐惧逐渐变成了某种习惯，甚至开始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赵卫国变得暴躁易怒，孙晓梅整日念着毛主席语录寻求保佑，李红霞开始偷偷收集符纸。而我，则陷入了对这些现象的痴迷研究，在公社的旧档案里寻找答案。
最奇怪的是沈玉蓉和陈水生。玉蓉似乎真的能感受到那些“记忆”中的情绪，有时会莫名哭泣，有时又会露出神秘的微笑。水生则始终守护在她身边，两人的感情在恐惧中愈发深厚。
一晚，雾气格外浓重，甜腻中带着血腥。这一次，我们看到了最可怕的景象：一群工人因不满工头的虐待而罢工，随后遭到血腥镇压。尸体被随意丢弃在糖房后的井里，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玉蓉突然站起来，眼神空洞，向雾气深处走去。
“玉蓉！”水生惊呼，紧随其后。
我们其他人愣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两人的身影被白雾吞没。雾中传来玉蓉的声音，却不再是她的音调，而是一个苍老的女声，用潮州方言反复念着什么。
“她在说什么？”赵卫国焦急地问。
我仔细辨认，后背一阵发凉：“她在说...‘井里有孩子，救救孩子’...”
就在这时，雾中突然伸出一只干枯的手，抓住了水生的脚踝。我们惊恐地看到，一个半透明的老妇人正趴在地上，眼中流着血泪。
“井里...”她嘶哑地说，“我的孙子...”
水生吓得连连后退，而玉蓉却蹲下身，伸手触摸那老妇人的影子。令人惊讶的是，老妇人的表情突然变得平静，随后缓缓消散在雾中。
当一切恢复平静，我们发现玉蓉昏倒在地，手中紧握着一块从未见过的玉佩。
第二天，我们决定探查糖房后的那口废井。在公社干部的监督下，井被挖开了。在淤泥和碎石之下，我们真的发现了人类的骸骨——大大小小，至少十几具。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公社。老支书组织人手，为这些无名尸骨举行了正式的安葬仪式。从那以后，糖房里的甜雾和幻象就再也没出现过。
多年后，我们都已回到各自的城市。我收到水生的来信，说他与玉蓉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女儿。信中提到，玉蓉那晚之后，再也没经历过任何灵异事件，只是偶尔在梦中，会见到一片甘蔗田，听到风中传来的欢笑声。
我常常想起那段岁月，想起糖房里的甜雾和那些逝去的身影。也许，那些不是鬼魂，而是一段段未被安放的历史，一种需要被听见的记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在那些心灵相通的人面前，过去就会以某种方式复活，直到它的故事被完整讲述，它的伤痛被真正看见。
就像那甜雾，浓得化不开，最终却消散在时间的风里，只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回味，在记忆深处轻轻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