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扶苏采纳了李斯的劝谏，开始真正放手政务，专注于休养。这意味着帝国日常运转的庞大实务，绝大部分落在了以李斯为核心的官僚体系肩上。李斯深知，即便自己精力过人，权术高超，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处理所有事情。要想维持帝国高效、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皇帝缺位的情况下，必须细致地挑择一批干练的能臣，将他们安置在关键职位上，让他们担负起具体的实际务。
他的用人标准，在此刻显得尤为清晰和务实：
首要标准是“能”与“实”。他需要的是具备真才实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而非只会空谈道德、引经据典的腐儒。他看重的是处理政务的效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管理地方或部门的实绩。例如，在遴选郡守一级的官员时，他格外关注其在以往任上，是否有效提升了户口和垦田数，是否平稳处理过灾荒或民变，是否整肃过吏治。对于那些在中央各部任职的官员，则考察其是否精通本职业务，如治粟内史府的官员是否精通粮秣调度与财政核算，廷尉府的官员是否精通律法条文和判例。
其次看重“忠”与“稳”。在皇帝病重、权力结构微妙的时期，忠诚与可靠变得尤为重要。这种忠诚，并非狭隘地指向他李斯个人，而是指向大秦帝国，指向现行的政治秩序和法度。他需要的是能够恪尽职守、维护稳定、不轻易结党、不煽动是非的官员。他会仔细考察官员的履历、背景以及人际关系，避免任用那些立场摇摆、或与某些潜在不安定因素（如旧贵族、某些儒家学派）联系过密的人。
再者是“专”与“长”。李斯注重因才施用，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例如，对于涉及工程营造、器械改良的事务，他倾向于任用有墨家或公输家背景，或者在实践中证明有这方面专长的官员。对于处理与西域、匈奴等外族事务，则会选择那些通晓外语、了解边情、胆大心细的官员。他试图建立一个由各类专业人才组成的、能够高效运转的官僚团队。
基于这些标准，李斯进行了一系列不引人注目却至关重要的职位调整和人员遴选：
他将一位在地方郡守任上，以精于筹算、管理仓廪闻名，且为人低调谨慎的能吏，调入治粟内史府，担任副手，具体负责全国的粮赋调度和审计，确保了帝国财政命脉的顺畅与安全。
他从廷尉府下属的法官中，提拔了一位以精通律法、判案公允、不畏权贵着称的官员，负责复核全国上报的重大刑名案件，以确保司法公正，减少冤狱，维护社会秩序。
他任命了一位曾多次出使羌戎部落、熟悉西部情况、且与军方关系良好的典客属官，专门负责对接日益增多的西域商队和使者，处理相关外交和贸易事宜，展现了专业化的管理趋势。
他甚至对太子身边的辅臣班子也进行了微调，增加了一些精通实务、性格沉稳的官员，减少了一些过于激进或空谈的儒生，旨在引导太子更关注实际政务。
这些被细择出来的能臣，或许名声不显，但却是帝国肌体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节点。李斯通过他们，将自己的政令和意志有效地贯彻到帝国的各个层面。他给予他们足够的权限去处理职责范围内的实务，同时也通过严格的考课制度和监察体系，确保他们不会偏离轨道。
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官僚体系的活力和效率，使得帝国在最高统治者近乎“虚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正常运转，各项政策得以延续。朝野之间，虽然清楚丞相权柄日重，但看到政务并未停滞，社会秩序井然，也就逐渐接受了这种“丞相主政，能臣办事”的局面。李斯如同一个高明的弈者，不再事必躬亲，而是通过细择和布局关键的棋子，来掌控整个棋局的走向，让这些能臣成为他延伸的手臂，共同担负起维系帝国运转的实务。这既是对他个人精力的合理分配，也是一种更为成熟和高明的权力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