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郡县新政缓推行”的策略，如同给一匹狂奔后气喘吁吁的骏马松了松缰绳，让帝国这架庞大的机器，终于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尽管只是放缓了步伐，并未改变方向，但其带来的积极效果，却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于广袤的疆域上逐渐显现。
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底层的黎民百姓。虽然并非所有郡县都立即享受到如“示范区”那般深入的优惠政策，但《恤民诏》和《拨乱反正令》的基本要求，如同两道不容逾越的底线，在全国范围内被强制推行。地方官吏在赵衮案的血腥教训下，再不敢明目张胆地擅兴徭役、加征赋税。那种动辄被锁拿离家、奔赴不知名苦役之地的恐惧，大大减轻了。
在广袤的田野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古老的农事节奏得以恢复。农夫们终于可以相对安心地在自己（或租种）的土地上劳作，不必时刻担心官府的征发令会夺走家中的顶梁柱，也不必再为沉重的附加税赋而愁白了头。虽然生活依旧清贫，但至少，那悬在头顶的、名为“无尽徭役与盘剥”的利剑，暂时被移开了。许多乡村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景象：壮劳力在田里耕作，妇孺在家中纺织，炊烟按时升起，甚至偶尔还能听到孩童在村头巷尾嬉戏打闹的声音。一种朴素的、源于生存本能的安全感，开始在民间缓慢滋生。
社会的流动性也随之增强。官道上，除了官府的信使和军队的调防，多了不少行商的队伍和探亲访友的百姓。关卡税吏虽然依旧存在，但行为规矩了许多，盘剥有所收敛。这使得区域间的物资流通变得稍微顺畅，一些地方的特产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交易。咸阳、邯郸、临淄等大城市的市集，肉眼可见地比以往热闹，虽然交易的规模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但那种死气沉沉的压抑氛围确实被打破了。
就连以往被视为畏途的边境戍守，也因为政策的调整而压力稍减。蒙恬在北疆推行军屯，戍卒们战时为兵，闲时为民，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从中原长途转运粮草的巨大压力。戍卒们有了相对固定的居所和土地，心态也趋于稳定，逃亡现象有所减少。
帝国的府库，虽然收入锐减，但因为大型工程的停罢，支出也同步大幅下降。治粟内史郑国不必再像以往那样，为筹措海量的工程款项和民夫口粮而焦头烂额。他可以更加精细地核算现有的存粮和资金，规划如何将其用在最关键的领域，如维持官僚体系运转、保障边军基本供应以及应对可能出现的灾荒。财政上的巨大压力，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拉回到了“紧平衡”的状态。
这一切的变化，并非轰轰烈烈，而是如同春雨润物，悄无声息。帝国仿佛一个久病之人，在停止了过度虎狼之药的催伐后，依靠着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开始了缓慢的自我修复。疲惫不堪的肌体，终于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民间对于二世皇帝“仁德”的称颂，变得更加具体和真诚。虽然远未达到“盛世”的程度，但至少，那令人绝望的下滑趋势被遏制住了，希望的曙光似乎真的穿透了厚重的阴云，照射了下来。
李斯通过各地监御史和暗探的汇报，冷静地观察着这些变化。他心中并无多少喜悦，只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谨慎。他深知，这“喘息”是脆弱的，是建立在高压震慑（对官吏）和让利（对百姓）的基础上的。帝国的深层矛盾，尤其是与旧势力、六国遗民之间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只是被暂时压抑。他必须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时间，巩固已有的成果，并为下一步更深入的调整，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