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丘宫变的尘埃虽已落定，首恶赵高也已伏诛，但其经营多年，如同毒藤般缠绕在帝国肌体上的党羽网络，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根除。昭德新朝在推行仁政、与民休息的同时，另一场无声却同样激烈的斗争——**清算赵高余党**，也在丞相李斯的主持下，紧锣密鼓而又审慎地进行着。
此事关乎朝局稳定，更关乎新帝权威。李斯深知，若不能彻底铲除这些潜伏的毒瘤，他们便可能在新政推行受阻或朝廷出现动荡时死灰复燃，成为致命的隐患。然而，清算若搞得扩大化，人人自危，同样会动摇统治根基，这与新政营造宽松环境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他定下的基调是：**精准打击核心，分化瓦解外围，避免牵连过广。**
他动用了多种力量：一是廷尉府的正规司法体系，依据秦律，对已掌握确凿证据的赵高核心党羽进行公开审讯、定罪；二是由他直接掌控的、更为隐秘的监察和情报系统，负责深挖那些隐藏较深、尚未暴露的关联人员；三是利用“新政监察使”在地方巡查的机会，留意与赵高有过密切往来、或有劣迹的地方官吏。
清算首先从宫廷和中枢机构开始。曾经与赵高过从甚密、在沙丘宫变中有可疑表现的几名中车府属官、郎卫中低级军官以及负责符玺管理的宦官，被首批锁定。廷尉府的审讯在严格保密又符合程序的情况下展开。铁证如山之下，这些人对依附赵高、参与封锁消息、试图打探遗诏等罪行供认不讳。最终，数名核心成员被判处弃市，家产抄没；其余从犯或流放边陲，或削职为奴。此举如同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切除了盘踞在宫廷核心的毒瘤，极大地净化了内廷环境。
接着，清算的范围扩展到朝堂和地方。一些曾通过贿赂赵高而获得升迁的官员，或在赵高得势时与之勾结，横行不法的官吏，也陆续被挖出。李斯处理这些人时，更加注重策略。对于罪行严重、民愤极大者，坚决依法严惩，以儆效尤。但对于那些并非核心、只是趋炎附势或被迫与之虚与委蛇者，则区分情况，或给予降职、调任等处分，或勒令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例如，某郡郡守曾向赵高进献重金以求庇护，但在地方治理上并非一无是处。李斯在查实后，将其贬为县令，并明确告诫：“若能在任上安抚百姓，切实推行新政，尚有前程；若再有不法，两罪并罚！”这种处理方式，既清算了罪行，也避免了人才的无谓损失，更传递出朝廷并非一味严酷，也给予改过机会的信号，有助于稳定中下层官吏的情绪。
整个过程，李斯都随时向扶苏皇帝禀报。扶苏对赵高及其党羽深恶痛绝，但对李斯“精准打击、避免扩大”的策略也表示赞同。他尤其叮嘱，务必证据确凿，不可滥用刑罚，以免造成冤狱。
“丞相，赵高虽恶，然牵连亦需有度。朕不愿见朝堂之上，因清算而人人自危，干扰了新政大计。”扶苏在听取一次汇报后，郑重说道。
“陛下仁德，臣谨记于心。”李斯躬身回答，“臣必秉持公心，以律法为准绳，绝不使一人蒙冤，亦绝不使一恶漏网。”
这场持续了数月的清算行动，如同一次彻底的清淤。帝国官僚体系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污秽被清除出去，政治风气为之一新。朝野上下都清楚地看到，新帝与丞相在推行仁政的同时，对于威胁帝国安全的邪恶势力，同样保持着零容忍的强硬态度和高效精准的打击能力。这既巩固了扶苏的统治地位，也为新政的进一步推行创造了更为清明、安全的政治环境。赵高的阴影，随着其党羽的覆灭，终于逐渐从大秦帝国的上空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