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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场)

乾隆十三年的冬天,对张廷玉而言,格外的寒冷。这种冷,并非全然来自北方的朔风,更多是源自心底那日益厚重的冰层。皇帝对他日益明显的疏远,手中权力的不断流失,以及年迈体衰带来的力不从心,都像无数条冰冷的藤蔓,缠绕着他,越收越紧。

而其中最让他寝食难安、夜不能寐的,便是雍正皇帝那个“配享太庙”的承诺。这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更是他毕生功业价值的最终确认,是他对九泉之下的先帝所能做的唯一交代,也是支撑他在这日渐冰冷的君恩下坚持下去的最后支柱。

然而,新君的态度已然如此明确。他还能等到皇帝主动提起,顺利兑现的那一天吗?万一……万一皇帝根本就没打算承认这个先帝的私人承诺呢?万一自己突然撒手人寰,这道先帝遗命就此被湮没,自己岂不是抱憾终身,死不瞑目?

这个念头,如同毒蛇,日夜啃噬着他那颗向来以谨慎着称的心。焦虑和恐惧,最终压倒了他一生的理智和隐忍。

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张廷玉因年老体衰,再次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这一次,乾隆帝在几番挽留的官样文章后,终于“勉从其请”,批准他以原官致仕(退休),并给予了诸如“仍准支领俸禄”等优厚待遇。

消息传出,张廷玉在感到一丝解脱的同时,那份关于“配享”的焦虑却达到了顶点。退休,意味着他彻底离开了权力中心,与皇帝之间那最后一点微弱的联系也将断绝。此时若不确认,更待何时?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张廷玉拖着病弱之躯,再次入宫,请求面圣。乾隆帝在养心殿接见了他。看着跪在下方,白发苍苍、身形佝偻的老臣,乾隆帝的眼中掠过一丝复杂的神色,语气倒也还算温和:

“衡臣年迈,朕准你归乡颐养,亦是体恤之意。回到桐城,好生将养,便是社稷之福了。”

张廷玉叩头谢恩,但并未起身。他伏在地上,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颤抖,以及一种孤注一掷的悲凉:

“老臣……老臣蒙先帝特达之知,厚恩深重,虽粉身碎骨,难报万一。今得以善终,皆仰赖皇上矜全之德。”他顿了顿,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终于说出了那句盘旋在他心头已久的话,“惟是去年一旨(指准许配享的遗诏),老臣恐死后难眠,魂灵不安……斗胆泣血上请,乞皇上赐一明旨,宣示于世,则老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说完,他以头触地,久久不起。

养心殿内,陷入了一片死寂。

乾隆帝脸上的温和,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惊愕,随即化为冰冷的怒意。

他听明白了!张廷玉这是在向他,向当今的皇帝,索要先帝许下的“配享太庙”的承诺!这是在质疑他是否会遵守先帝的遗诏!这是在用一种近乎“逼宫”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身后名寻求保障!

一股被冒犯、被轻视的怒火,瞬间冲上了乾隆帝的心头。他是谁?他是九五之尊,是天下共主!一个臣子,哪怕是三朝老臣,也没有资格,更没有权力,来向他要求、确认这种事情!这简直是对他帝王权威的公然挑战和极度不信任!

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侍立的太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

良久,乾隆帝才用一种听不出喜怒,却冰冷彻骨的声音说道:

“张廷玉,朕竟不知,你先事奉皇考(雍正帝),后事奉朕,难道……难道竟有二心吗?!”

这话,如同晴天霹雳,狠狠劈在张廷玉的头顶!他浑身剧颤,几乎瘫软在地。

“先帝遗诏,朕岂有遗忘之理?岂有不遵之理?”乾隆帝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帝王的威严和震怒,“你今日此举,是信不过朕?还是以此要挟于朕?!”

“奴才不敢!奴才万万不敢!”张廷玉魂飞魄散,只能拼命叩头,涕泪横流,“老臣昏聩!老臣糊涂!出言无状,罪该万死!求皇上恕罪!求皇上恕罪啊!”

他所有的谨慎,所有的智慧,在那一刻,都被对身后名的执着所吞噬,铸成了这无法挽回的大错。

乾隆帝看着脚下磕头如捣蒜的老臣,胸中的怒火并未平息,反而更添了几分厌恶。他强压着火气,冷冷道:

“念你年老昏聩,侍奉先帝有功,朕……姑且不深究。你且回去,闭门思过!至于配享之事,朕自有考量,何须你来提醒!”

最后一句,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张廷玉如同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在内侍的搀扶下,几乎是爬出了养心殿。殿外寒冷的空气吸入肺中,让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心中却是一片死寂的冰凉。

他知道,完了。他不仅没能保住那份荣耀,反而彻底激怒了皇帝,将他心中那点或许尚存的情分,也消磨殆尽了。

“配享太庙”这四个字,从此刻起,不再是荣耀的冠冕,而是悬在他和整个家族头顶的、一道催命的符咒。

(钩子: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张廷玉为自己的冒失之举付出了惨痛代价,乾隆帝的怒火并未因他的请罪而平息。一场针对这位三朝老臣的、更为严厉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酝酿。皇帝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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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配享风波”是张廷玉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误判,也是其悲剧晚年的直接导火索。

首先,张廷玉此举严重违背了帝制时代君臣关系的根本原则。皇权的绝对性,不仅体现在生杀予夺,更体现在对一切荣誉的“恩赐”属性上。臣子可以谦逊地拒绝赏赐,但绝不能主动索要,尤其是索要“配享太庙”这种象征意义极大的终极荣誉。这被视为对皇帝权威和诚信的公然质疑与挑战,是乾隆帝绝对无法容忍的。

其次,这一行为暴露了张廷玉在巨大心理压力下的判断力失衡。一生谨慎的他,最终被对身后名的焦虑所压倒,采取了最不理智、风险最高的方式。这反映出,在失去权力和皇帝信任后,其精神支柱已变得极其脆弱。“配享太庙”对他而言,已从荣誉异化为执念,这执念最终蒙蔽了他的政治智慧。

从乾隆帝的角度看,他的震怒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张廷玉的行为触碰了皇权的逆鳞;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绝佳的契机,可以借此彻底打压这位前朝首辅的威望,肃清其政治影响力,从而完全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张廷玉自己将把柄送到了皇帝手上。

此事彻底改变了张廷玉的政治命运。他从一个需要被“礼送”的功勋老臣,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申饬”甚至“治罪”的负面典型。乾隆帝之前对他积累的所有不满,找到了一个总爆发的出口。君臣之间最后一点温情面纱被彻底撕破,等待张廷玉的,将是无情的政治清算。他一生的功业,似乎都因这晚年的一次“失足”,而蒙上了厚厚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