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8日清晨，陕西兴平的寒风卷着沙尘掠过幸福路家属院，幼儿园园长王秀兰的脚步在结冰的路面上打滑。她攥着手机的手心沁出冷汗，已经是上午九点，杨红和杨梅这对每天最早到岗的姐妹花，既没出现也没接电话。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孩子哭闹声和家长的催促声，让她的心跳越来越快，这对向来守时的姐妹，从来不会这样毫无征兆地失联。
当派出所民警跟着王秀兰和杨红的邻居撞开3单元101室的防盗门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冲破寒冷的空气。客厅的白墙被喷溅的血迹染得斑驳，深浅不一的血脚印从门口延伸到各个房间，像是一幅狰狞的地图。刑侦队长张建军刚跨过门槛，就被眼前的景象钉在原地，从业十五年见过无数凶案现场的他，喉结剧烈滚动了两下，下意识地转过身挡住了身后试图探头的邻居。
东侧卧室的木门虚掩着，推开门的瞬间，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俯卧在地的死者身上，正是姐姐杨红，双手被白色尼龙绳死死反绑，手腕处的勒痕渗着血渍，脖颈处一道狰狞的刀伤深可见骨，深色外套被血浸透后凝结成硬块。西侧卧室的场景如出一辙，妹妹杨梅以同样的姿势倒在床前，双眼圆睁，仿佛还残留着临死前的惊恐。而最让民警们揪心的是北屋，五岁的小女孩穿着粉色睡衣蜷缩在床边，小手上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干，稚嫩的脖颈处同样有致命刀伤，眼睛始终没能闭上。
“保护现场！通知技术科全员到位！”张建军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凶杀案。一家三口灭门，手法残忍，现场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在2005年那个刑事犯罪高发的年份，兴平市区已经多年没有发生过如此恶性的案件，这片以“幸福”命名的街区，一夜之间被死亡的阴影彻底笼罩。
技术科的勘查车在半小时内赶到，蓝色的警戒线圈住了整个单元楼，好奇的居民们在寒风中围了三层，窃窃私语声随着风传到民警耳中。法医老陈蹲在北屋地板上，小心翼翼地提取着痕迹，他起身时对张建军摇了摇头：“三名死者都是失血性休克死亡，刀伤集中在颈部和胸部，凶手手法狠辣，刀刀致命，凶器应该是单刃长刀，宽度在三厘米左右。”
现场勘查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技术人员在各个房间提取到了大量物证：客厅地板上的三种不同足迹、门框上的半个模糊指纹、捆绑死者的尼龙绳断头，以及床头柜上被翻动过的痕迹。“张队，你看这足迹。”痕迹检验员小李指着勘查纸上的拓印图案，“一种是42码的皮鞋印，一种是手工切割底的布鞋印，还有一种是千层底布鞋印，纹路很清晰，应该是三个不同的凶手。”
这个发现让案情更加复杂。三名凶手作案，却没有留下任何打斗痕迹，门窗完好无损，说明凶手极有可能是熟人，或者是有预谋的尾随入室。张建军立刻召集队员召开案情分析会，黑板上很快贴满了被害人的信息：杨红，28岁，幼儿园大班班主任，结婚五年，丈夫李先生常年在外地做工程，每月收入两三万元；杨梅，25岁，幼儿园小班老师，三个月前刚搬到姐姐家同住；女儿萌萌，5岁，就在姐妹俩所在的幼儿园就读。
“据幼儿园园长说，姐妹俩性格都很温和，从来没和家长或同事红过脸。”侦查员小王汇报着走访结果，“杨红的邻居说，她平时很节俭，但穿着很整齐，周末会带孩子去超市，和邻里关系都不错。杨梅刚搬来不久，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待在家里，没听说有什么朋友。”
最痛苦的人莫过于赶回来的李先生。当他在派出所辨认尸体时，这个常年在外打拼的壮汉瞬间崩溃，手里紧紧攥着萌萌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我上周打电话还好好的，她说萌萌学会了唱新儿歌，要唱给我听……”李先生的声音哽咽着，“我对不起她们，要是我没出去打工，她们就不会出事……”
从李先生口中，警方得到了一个关键信息：由于他收入较高，家里平时会存放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而且他出差的时间和行程，很多熟人都知道。“会不会是图财害命？”张建军提出了初步判断，“三名凶手作案，目标明确，翻动痕迹集中在卧室抽屉，很可能是为了钱财。”
排查工作迅速展开，重点围绕被害人的熟人圈和周边有前科的人员进行。案发小区位于幸福路最里侧，平时人流量不大，2005年的兴平还没有大规模安装监控，幸福路甚至连路灯都没有，晚上六点后天就黑透了，给走访带来了极大困难。侦查员们分成六个小组，对周边三个小区、五个单位和二十多家商铺进行逐一排查，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案发后的第五天，一个可疑人员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张队，住在隔壁小区的郭某有重大嫌疑。”侦查员小刘带着厚厚的卷宗走进办公室，“他在幸福路路口开了个水果摊，离幼儿园不到两百米，平时经常穿布鞋，而且有盗窃前科，三年前刚出狱。”
更关键的是，走访中发现郭某的妻子和杨红的母亲是远房亲戚，郭某对杨红家的情况很熟悉，而且他最近突然换了一双崭新的手工布鞋。“那个年代的布鞋很耐穿，一般都是穿破了才换，他这双新鞋来得蹊跷。”小刘补充道，“我们还了解到，郭某出狱后找不到正经工作，水果摊生意不好，家里经济很困难，经常和妻子吵架。”
张建军立刻带人传唤郭某。面对民警的询问，郭某表现得十分镇定，说案发当天下午一直在粮店帮工，有粮店老板和其他工人可以作证。“我那天从下午两点干到晚上八点，装了三车粮食，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哪有时间去做别的事？”郭某说着，还主动伸出手让民警提取指纹。
民警核实了粮店的证言，老板和两名工人都证实郭某当天确实在粮店干活，但中途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没人能证明他去了哪里。当被问到旧布鞋的去向时，郭某支支吾吾，一会儿说丢了，一会儿说送给亲戚了，始终无法自圆其说。警方随即对郭某的住所进行搜查，却没有找到旧布鞋和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物证。
指纹比对结果很快出来了，现场提取的半个指纹与郭某的指纹不匹配。这个结果让侦查陷入僵局，虽然郭某疑点重重，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涉案，按照法律规定只能将其释放。“这个郭某肯定有问题，他的旧布鞋绝对有猫腻。”张建军盯着郭某的照片，“继续盯着他，同时扩大排查范围，重点找和他有过交集的前科人员。”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没有任何突破。春节临近，幸福路却没有一丝年味，案发小区的居民开始陆续搬走，原本热闹的家属院变得冷冷清清。住在附近的专案组民警边卫国，每天回家都能看到母亲紧锁的房门，“妈，您别害怕，我们24小时巡逻呢。”他每次都这样安慰母亲，可自己心里清楚，只要凶手不落网，恐惧就不会消散。
2006年开春，“12·7惨案”被正式命名为“127专案”，兴平市公安局成立了专门的专案组，张建军任组长，边卫国等十名骨干民警为成员。他们将现场提取的物证反复检验，将嫌疑人名单扩充到两百多人，可每次排查到最后都无功而返。现场的三种足迹、半枚指纹、一截尼龙绳，成了冰封的线索，躺在物证室里，沉默地诉说着案情。
李先生在处理完后事后果断拒绝了警方“处置房屋”的建议，他把钥匙交给张建军：“张队，这房子我不卖也不租，只要能破案，你们随时可以来勘查。”此后的每年，李先生都会从外地回到兴平，雷打不动地去公安局询问案情进展，每次得到的都是“再等等”的答复。他的钱包里始终放着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的笑容越来越模糊，却成了支撑他等待的唯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