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17号，汉城已经连着下了三天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乎乎的霉味，街边的梧桐叶子被雨水打得耷拉着脑袋，贴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警察局大厅里的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剩下的两根发出嗡嗡的低响，照得整个空间泛着惨白的光。值班警员正低头翻着当天的报纸，茶水杯里的热气一缕缕往上冒，整个上午都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大事。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被猛地推开了，一个女人几乎是跌着撞进来的。她穿着一件米色风衣，下摆沾满了泥点子，头发乱糟糟地贴在脸上，分不清是被雨淋的还是被汗浸的。两只眼睛红得吓人，眼眶底下乌青一片，嘴唇干裂着，整个人像是一根绷到极限的弦，随时都会断。
她一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冰冷的地砖上，随即爆发出一种完全失控的嚎哭，那声音又尖又哑，像是从喉咙最深处硬挤出来的，整个大厅的回音都在跟着颤。
值班警员吓了一跳，赶紧扔下报纸几步绕出柜台，半蹲下来拍她的肩膀，尽量压着嗓子安抚她：“别怕别怕，慢慢说，这里是警察局，你安全了。”
女人哭得浑身发抖，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半天才抬起头，脸上全是泪和鼻涕混在一起的痕迹。她张了好几次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不知道从哪说起。
警员递给她一杯温水，她两只手捧着杯子，指节因为攥得太紧都泛了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断断续续地开了口。
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三个警察同时愣住了。
“我...我杀了我男朋友...”
警员面面相觑，有人皱了皱眉，还没来得及细问，女人又猛地抓住警员的手腕，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不是我想杀的！是他们逼我的！他们...他们把我...”
她说到这里又说不下去了，整个人蜷缩起来，像是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小动物，抖得连杯子里的水都溅了出来。
警员安抚了她将近十分钟，她才终于平复了一点，开始用那种时断时续、语无伦次的方式讲起来。越听，几个人脸上的表情就越凝重，到最后，连隔壁办公室听到动静跑过来的老刑警都站在门口忘了迈脚。
女人说，她叫李善英，今年三十七岁。九天前，也就是九月八号晚上，她和男朋友吃了晚饭以后，开着新买的那辆现代格兰杰出门兜风。那是他们刚提车没几天，车里的塑料薄膜都没拆干净，坐进去还有一股新皮革和胶水的混合味道。男朋友一边开车一边哼着电台里的流行歌，她靠在副驾上，窗外的晚风灌进来，吹得头发往后飘，那一刻她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
车越开越远，城市里的霓虹灯渐渐被甩在身后，路两边的路灯也越来越稀疏，最后只剩下车前灯照出的一小片柏油路面。四周安静下来，偶尔有夜鸟从树丛里扑棱棱飞起来。他们是沿着汉江边那条乡间小道走的，那地方白天倒是清静，晚上更是几乎见不到别的车。
大约十点一刻的时候，后视镜里忽然出现两团光。一开始李善英没在意，以为是同样来兜夜风的车，但那辆车跟了一会儿，忽然加速，贴着他们的右侧就超了上来，紧接着又一左一右地并排行驶，车灯明晃晃地刺进驾驶室里，晃得她睁不开眼。她男朋友骂了一句，刚想踩刹车减速，前面那辆车突然一个猛打方向，横着就切到了他们车头前。他不得不一脚刹车踩死，轮胎在路面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前后两辆车上同时跳下来五个男人。
李善英后来回想，根本记不清那五个人的脸，只记得他们穿着深色的夹克，有人留着寸头，有人头发很长遮住了半边脸。为首的那个人冲过来拉她的车门，拉了一下没拉开，干脆抡起胳膊肘把车窗玻璃砸碎了，玻璃碴子溅了她一身。她男朋友刚喊了一声“你们干什么”，就被一把从驾驶座上揪了出去，紧接着就是拳脚砸在肉上的闷响，有人踹他的肚子，有人用膝盖顶他的后背，还有一个人揪着他的头发往车门上磕。
李善英在车里尖叫，但声音完全被盖过了。她只看到男朋友弯着腰，像一只断了线的木偶一样任由他们摆弄，嘴角很快渗出血丝。
几分钟后，那五个人用绳子把两个人的手绑在背后，脑袋上套了黑色的布袋，然后把他们推进了后座。一个歹徒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另外四个分乘两辆车。三辆车在夜里调了个头，朝更偏僻的方向开去。
李善英在后座上一路颠簸，脑袋撞在车窗玻璃上，一下一下的，但她感觉不到疼，只觉得整个人飘在半空，所有的感官都钝了。她男朋友就在她旁边，她能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和血腥味混在一起。她想问他有没有事，但嘴巴被塞了布，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黑暗里，她感觉到男朋友的小指头轻轻地碰了碰她的手背。
就那一下，她差点哭出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三四十分钟，也可能更久，车终于停了。布袋被一把扯掉，刺眼的灯光让她下意识眯起了眼睛。她发现自己被带到一个看起来像是废弃仓库的地方，水泥地面坑坑洼洼，墙角堆着生锈的铁桶和木托盘，空气里有股机油和霉味混在一起的怪味。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光秃秃的白炽灯泡，不知道多少瓦，照得整个空间没有一处阴影。
男朋友又被拖下去打了一顿。李善英被按在角落的一把折叠椅上，眼睁睁看着那几个人围着他踢打，下手一次比一次狠。她想喊停，但嘴巴刚张开，旁边一个盯着她的歹徒就扬手给了她一记耳光，打得她半边脸顿时麻了，耳朵里嗡嗡作响。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们为什么不打我？她甚至觉得，挨打的反而是幸运的。
等那几个男人打累了，喘着粗气退开来，忽然有人转过头，看着李善英笑了一下。那个笑她记了一辈子，嘴角往上咧，眼睛却一点笑意都没有，像一张画上去的面具。紧接着，他们开始解自己的皮带。
李善英后来在审讯室里说那一段的时候，两只手死死攥着自己的衣摆，指关节捏得发白。她只说了一句“他们把我拖到地上”，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警员没有再追问下去。
那五个人接下来对李善英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侵害，她挣扎过，但被死死按住肩膀。她男朋友就被人架着站在两米之外，嘴里堵着东西，脑袋被迫朝她这边偏着，眼睛里全是血丝，整个脸都扭曲了，额头上的青筋暴起来老高。他想往前扑，但身后两个人一人架一条胳膊，他就像一只被钉在墙上的蛾子，只能徒劳地挣动着。
那半个多小时是李善英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漫长的时间。水泥地面冰得刺骨，她的后背被碎砂石硌出了血，但她一声都没叫。她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咬自己的嘴唇上，咬出了两个深深的牙印，血顺着下巴淌，她都没松口。
暴行结束以后，那五个男人提着裤子站起来，像没事人一样走到旁边的木箱子上坐下，有人从随身带的塑料袋里掏出啤酒，拉开拉环仰头灌了一大口。为首那个，其他人管他叫“大哥”，慢悠悠走到李善英面前，蹲下来，用指头挑起她的下巴，说：“车不错啊，有钱人吧？”
李善英哆嗦着摇头。她男朋友嘴巴里的布被扯掉了，他喘着粗气说：“那不是我们的车，是我爸妈买的...我们都是上班族，真的没钱...”
“大哥”脸上的笑慢慢收起来了。他回过头看了另外四个人一眼，又转回来，忽然把手里的啤酒罐往地上一掼，铝罐砸在地上弹了两下，啤酒沫溅了李善英一脸。他说：“没钱？没钱你开这么贵的车？耍我？”
李善英后来才知道，那辆格兰杰在当时的韩国，算是中高端车型，普通工薪阶层确实不太买得起。但那辆车是她男朋友父母用退休金凑了首付、他们自己还在还贷款的车，跟富人半点边都不沾。她拼命解释，越急越语无伦次，眼泪混着啤酒沫一起往下淌。
但那几个人根本听不进去。为首的那个站起来走了两步，忽然转过身，脸上重新挂起那种让人后脊梁发凉的笑：“既然没钱，那就去死吧。”
他说这话的语气，跟说“今晚吃什么”差不多。
紧接着，他们重新围上来，强行掰开李善英和她男朋友的嘴，把啤酒一瓶接一瓶往里面灌。李善英被呛得不断咳嗽，啤酒从鼻子里倒灌出来，烧得喉咙火辣辣地疼。她男朋友也差不多，整个人被灌得意识开始模糊，眼神都散了。
灌完七八瓶，歹徒把空瓶子踢到一边，蹲在两个人跟前看了一会儿，像是在评估效果。李善英那时候胃里翻江倒海，脑袋也晕乎乎的，但她还是听清了“大哥”跟旁边人说的话：“弄成酒驾出事的样子，省事。”
那一刻她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些人是要下死手了。求生的本能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她几乎是爬着过去的，两条胳膊撑在地面上，头发散了一地，嘶着嗓子说：“求求你们...放我一条命...让我做什么都行...”
“大哥”低下头看了她一阵，忽然换了一种表情，那种表情李善英后来才看懂，那叫“产生了新的兴趣”。他摸了摸下巴，慢悠悠地问：“什么都行？”
李善英拼命点头。
“那好。”他伸出手，指了指瘫在墙角的她男朋友，“你把他弄死。掐死他。你干了，我就让你活，以后跟着我们，伺候我们吃穿。你要是干不了，你俩一块儿死。”
李善英后来在警局说起这一段的时候，反复重复着“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的两只手在空中抖，像是在模仿当时的情景。警员问她到底怎么想的，她沉默了将近一分钟，最后说：“我不想死。”
她答应了。
几个歹徒把她男朋友的脑袋用塑料袋套了三层，然后把她推到他面前。她跪在那里，两只手伸出去，摸到塑料袋下面那张她熟悉的脸，前一天晚上他还开着车窗跟她说“等还完贷款咱们就换辆更好的”，刚才在车上还用指尖碰她，现在这张脸是软的，温热的，塑料袋底下还有呼吸的气流，一阵一阵的，打在塑料袋内侧凝成白雾。
她下不去手。
她哭着回头看向“大哥”，那个人靠在墙上抱着胳膊，看着她笑。他说：“不动手是吧？”然后迈开步子走过来，一把按住她两只手的手背，掌心的力气大得惊人。李善英感觉到自己的手指被迫收拢，掐进了塑料袋下面的脖颈里。她拼命想松开，但那只手像铁钳一样压着她，纹丝不动。
男朋友的身体开始挣动。塑料袋里传来闷闷的喘息声，两条腿在地面上胡乱蹬着，脚后跟把水泥地蹭出几道白印。李善英闭着眼不敢看，但耳朵里全是那种声音，那种被捂住嘴巴想喊却喊不出来的、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嗬嗬”声。
大概过了三四分钟，身体不动了。
“大哥”松开她的手，拍拍她的肩膀，语气里甚至带着点满意：“好了，现在你也杀人了。跟咱们一样了。”
李善英瘫坐在地上，两只手还僵在半空，保持着掐握的姿势。她想把手指头弯回来，但指关节像是上了锁，怎么都动不了。
他们把尸体塞进了那辆格兰杰的驾驶座，用绳子把上半身固定在座椅上，又把一个空啤酒罐塞在尸体的腿边。然后开着车到了附近山上的一处悬崖拐弯，那里的马路有一个很急的弯道，路肩上只有半人高的杂草和一道生锈的铁护栏。歹徒让李善英在路面上踩了一脚急刹车，轮胎在柏油上蹭出一道黑色的弧形拖痕，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路过一眼就能看见。
最后，他们把车挂了空挡，合力推下了悬崖。
车翻着跟头往下滚，李善英站在崖边看着，金属摩擦石头的尖啸声在夜里传出去老远，然后是“砰”的一声巨响，像是摔碎了一个巨大的铁盒子。下面腾起一阵灰烟，很快被夜风卷散了。
回去的路上，李善英被塞进其中一辆车的后排。她缩在角落里，全程一句话都没说。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像一张被漂白了的纸。那五个男人在车里说说笑笑，有人在放磁带，磁带里是个女歌手在唱一首软绵绵的情歌。她觉得那歌声跟这个世界完全搭不上边，像是一个错位的梦境。
接下来五天，她被关在那个仓库里。白天歹徒们睡觉的时候，她就负责扫地、洗衣服、煮泡面。厨房角落里架着一个煤气灶，上面常年坐着一锅咕嘟咕嘟冒泡的辣白菜汤。每天夜里，那几个人会换衣服出门，天亮前回来，有时候带着吃的，有时候空手。每次出门，都会留下一个看着李善英。那看守通常就坐在门口的木头箱子上玩扑克牌，时不时抬头扫她一眼。李善英有两次走到后门附近，还没摸到门闩，那人就咳嗽一声。她不敢再有动作。
九月十三号凌晨，歹徒们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男一女。
那俩人看起来三四十岁，穿着得体，男的西装外套虽然被扯歪了，但料子一看就不是便宜货。女的脚上踩着一双黑色高跟鞋，其中一只鞋跟已经断了。他们被推进仓库的时候，男的还在喊“你们要多少钱都行”，话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一拳，鼻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李善英缩在角落里看着，整个过程她太熟悉了，先打，再捆，然后“大哥”走过去蹲在俩人面前问：“有钱吗？”
那男的报了公司的名字，说自己是老板，每年流水不少。歹徒张口就要一亿韩元。一亿在那个年代的韩国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普通上班族十几年的工资。男的犹豫了一下，说能不能少点，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歹徒们互相看了一眼，最后降到八千万。
男的第二打电话给公司财务，第二天八千万韩元就转到了指定的账户上。
钱到手了，但歹徒并没有打算放人。
十五号凌晨，李善英被从地上拽起来。“大哥”塞给她一把手枪，冰凉沉手的铁疙瘩，她两只手捧着都发颤。枪口冲着地面，她手指头根本不敢往扳机上放。对面的夫妻俩被灌了酒，瘫坐在墙角，眼神已经开始涣散。
“打。”“大哥”站在她身后，语气平淡。
李善英把枪举起来，两条胳膊抖得像筛糠，枪口画着圈，怎么也瞄不准。她闭着眼扣了一下扳机，“砰”的一声响，子弹擦着那个男的头皮飞过去，打在了后面的铁皮墙上，弹孔边缘的金属卷起来一小片。“大哥”骂了一句粗话，旁边几个人哄堂大笑，有人拍着大腿说“这娘们儿手比脚还笨”。
“大哥”不耐烦了，绕到李善英身后，一把包住她握枪的手，帮她把枪口稳住，对准了那男人的胸口，然后按着她的食指，用力扣了下去。
又是一声枪响。那男的脑袋往后一仰，像一只被抽空了线的木偶，整个身子顺着墙壁滑坐下去，胸口渗出一团暗红色的印记，越来越大。
李善英手里的枪“当啷”掉在地上。她感觉自己膝盖也软了，但“大哥”一把揪住了她的后衣领子，没让她倒下去。
接下来是对那个女的。
那几个男人再一次围了上去，李善英被推到旁边的角落里坐着，她不想看，但耳朵闭不上。她听到衣服撕裂的声音，听到那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喊，听到男人粗重的喘息，还有木板床吱吱嘎嘎的摇晃。持续了不知多久，然后是一声闷哼，像什么东西扎进了皮肉里，接着那女人的声音戛然而止。
之后发生的事情，李善英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忘掉。
歹徒把两具尸体拖进地下室那个焚化炉前面。炉子是自砌的，红砖外面裹了一层铁皮，上面的烟囱通到屋顶外面，平时看不出来。他们用刀对尸体进行了残忍的肢解，一块一块往炉膛里塞，关上铁门，点了火。几分钟之后，一股怪味从烟囱倒灌回来，又腥又焦，李善英被呛得捂住嘴干呕。
有人在旁边支起了烤架，从冰柜里拿出几大块猪肉，刷上酱料放在炭火上烤。油滴在炭上“滋啦滋啦”响，香气和焦臭味混在一起，那种味道说不出来的怪异。烤到一半，不知道是谁出了个骇人的主意，从尚未烧尽的残骸上切下一块，穿在铁签子上伸到炭火里。
李善英看到那截东西在火上收缩，表皮发黄，渗出透明的油脂。她胃里翻了一下，扶着墙弯腰吐了出来，把晚上没消化完的泡面全倒了个干净。
但那群人吃得很香，有人甚至举着烤好的肉串互相碰了一下，像是在庆祝什么节日。
烟囱的臭味越来越重，几个人干脆把烤架搬到了前院的空地上。院子外面就是一条村道，朴素的土路，两边长着齐膝的野草。他们正烤到兴头上，恰好有个过路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大概是闻到了香气，放慢了速度朝院子里看。歹徒们非但不紧张，反而扬起手招呼：“大哥，进来喝两杯！”
那路人犹豫了一下，大概觉得都是年轻人，热闹，就支了自行车走进来。有人递给他一瓶啤酒，有人塞给他一把肉串。他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啃肉一边跟歹徒们聊当天的天气，什么都不知道。
李善英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指甲掐进了布纹里。她离那个路人只有三步远，近到能闻见他身上汗津津的市井味儿。她想喊一句“快跑”，哪怕只吐出一个音节，但旁边“大哥”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眼神里全是警告。她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那声喊死活吐不出来。
路人吃完了肉，喝完了酒，抹抹嘴站起来，道了声谢，推着自行车消失在夜色里。他走的时候还哼着小曲，大概以为今晚遇到了几个慷慨的年轻人。
李善英一屁股坐在厨房的地上，后脑勺抵着冰凉的墙壁，眼泪默默地往下淌。
从那天起，她开始刻意表现得顺从。歹徒让她煮饭她就煮饭，让她洗碗她就洗碗，有时候“大哥”喊她过去给捏肩膀，她也低眉顺眼地走过去，手指按在僵硬的肩胛骨上，心里却在一下一下数着，“大哥”的皮带扣在左边第三格，后门那把锁的钥匙挂在厨房挂钩上，前院那辆车的方向盘偏右，不好打火。
十六号那天下午，“大哥”忽然说要带她去山里训练。她稀里糊涂跟着上了车，还有另外四个歹徒，分两辆车开到了汉城郊外的一片荒山里。那片山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人迹罕至，地面全是碎石和干裂的黄泥。
“大哥”从后备箱里搬出来几支猎枪和一小捆炸药，分给每个人。李善英被分到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歹徒一组，那小子头发染成了黄色，耳朵上打了一排耳钉，手忙脚乱地拆炸药包装，指头一直在抖。
训练开始没多久，那小子在点引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操作的，炸药提前炸了。虽然只是个小当量，但炸开的碎片有一块崩到了他脑袋侧面，血瞬间就飙出来，糊了他一脸。他嚎了一嗓子捂住头，血从指缝里往外涌，滴在碎石上，渗出一小片暗红。
其他人围过来一看，有人喊“得去医院”。“大哥”皱了皱眉，扫了一眼四周，然后指着李善英：“你开车送他去。快点。”
李善英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却一点都不敢露。她乖乖地接过车钥匙，把那个捂着脑袋哎哟叫唤的歹徒扶进副驾，发动了车子。后视镜里，她看到另外几个人站在原地目送他们，有人还在抽烟。
她一脚油门踩到底。
车在土路上颠簸了二十多分钟才开到最近的乡镇医院。那医院门口挂着褪色的红十字招牌，走廊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她把歹徒扶进急诊室，值班医生看了一眼伤口，说要缝合，让家属在外面等着。
歹徒坐在病床上，掏出手机扔给她：“你拿着，去交费。”说完就转过身配合医生清创。
李善英接过手机，捏在手心里，金属外壳冰得她掌心发麻。她站在走廊里，听着隔壁房间不知道哪个病人低低的呻吟声，盯着手上那部手机，屏幕上有两条未读短信。她没有点开，但她的心跳快得像擂鼓。
她回头看了一眼急诊室半掩的门，里面传来年轻歹徒“嘶嘶”倒抽冷气的声音。走廊尽头就是大门，外面是灰蒙蒙的天，一辆公交车正慢吞吞地靠站。
没有犹豫。她攥紧手机，抬脚就走。先是大步，然后是跑，鞋底在磨石子地面上发出急促的“啪嗒啪嗒”响。她冲出门的时候甚至撞到了一个拎着保温桶的老太太，保温桶“哐”地掉在地上，她连头都没回，只喊了一声“对不起”。
她先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一个离家相反的方向。开了大概两公里，她又让司机停车，扔下一张钞票，跳下来改乘公交车。那辆公交车上人不多，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连帽衫的帽子拉起来遮住半张脸，两只手缩在袖子里，使劲攥着那部手机，指头按着关机键，直到屏幕彻底黑掉。
倒了三趟车，她才终于回到自己长大的那个老街区。她没有回自己家，因为歹徒知道她家的地址。她拐进一条窄巷子，敲开了初中同学家的门。
那个女同学开门看到她的样子吓了一跳，头发乱得像鸟窝，脸上有淤青，衣服上沾着不明来源的污渍，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都凸出来了。李善英张口只说了一句“让我住几天”，然后就瘫倒在门框上，像一袋被抽空了粮食的麻袋。
在同学家住了整整一天一夜，李善英几乎没合眼。她躺在客房的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九天来的事情反复过，她男朋友被套上塑料袋时蹬腿的声音，那枪口冒出来的青烟，铁皮墙面上的弹孔，还有烤架上滋滋冒油的肉串。她翻了一个身，被子蒙住头，闷着声哭了半个钟头。
九月十七号早上，她终于做了决定。
她推开客房的门，对正在客厅煮咖啡的同学说：“陪我去趟警察局吧。”
同学没多问，放下咖啡杯就拿了外套。
然后就是故事开头那一幕。
警方听完她的供述之后，最先做的事就是核实。当天下午，他们在系统里查到了李善英男朋友的失踪备案，是男方父母报的案，日期就是九月九号。父母说儿子当晚开车出去就再没回来，电话打不通，人也联系不上。那对开公司的夫妻也确认失联，公司财务说老板转账八千万之后就再没消息了，那笔钱的收款账户是一个空壳公司，已经注销。
两条线都对上了。
更巧的是，就在警方还在开紧急会议的时候，李善英交出来的那部歹徒手机突然震了起来。屏幕亮了，来电显示是一个没存名字的号码。会议桌边的七八个警察同时屏住了呼吸，有人下意识要伸手去接，老刑警一把拦住他，摇了摇头。
“不能接。”老刑警压低声音，“对方肯定知道手机在李善英手里，这会儿打过来多半是在试探。咱们任何一句话说不对，那边就跑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手机震了十几下之后停了。屏幕上跳出来一个未接来电的提示。
“直接突袭。”老刑警拍了一下桌子。
李善英带着警方去了那个乡下仓库。车开到距离仓库还有五百米的地方就熄了火，所有人下车步行，从侧面的玉米地绕过去。那天下午的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玉米叶子被晒得发蔫，边缘卷着。李善英弓着腰走在最前面，拨开挡路的叶片，手指在发抖。
仓库还是那个仓库，铁皮屋顶在日光下反着光，前院还留着前两天烤肉的炭灰堆，几根铁签子插在土里，歪歪扭扭的。
警方在确认了仓库前后出口都有人把守之后，领头的一声令下，七八个持枪警察同时冲了进去。
仓库里一共有六个人。五个男的，一个女的。那女的缩在角落的草垫上，看到警察冲进来的时候先是愣住了，然后猛地扑上来抱住一个警员的腿，嚎啕大哭，比李善英当初哭得还惨。她后来交代，自己是三天前被劫持进来的，遭遇了跟李善英一模一样的非人折磨，被迫参与杀人，歹徒打算让她顶替李善英的位置，留下做饭伺候。
而那五个男的，没有一个反抗。有的坐在木头箱子上摊着手，有的躺在地上举着双手，表情麻木，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天。
警方把他们押回去一查身份，才发现这五个人平均年龄才刚过二十。最小的姜文硕刚满二十岁，脑袋上还缠着医院包扎的那圈纱布，纱布边缘渗着淡黄色的药水。最大的金咸阳二十二岁，被按在审讯椅上的时候还跷着二郎腿，歪着脑袋冲对面的警察笑了笑。
但随着审讯的深入，警方渐渐意识到，这个案子的水远比看起来要深。
这五个年轻人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而他们的前任老大金基焕，那个因强奸侄女被判了五年刑的男人，才是这个犯罪团伙真正的缔造者。
一切都是从工地上开始的。
1993年春天，金基焕二十六岁，是汉城郊外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瓦工。他干活一般，但嘴皮子利索，人缘也好。工地上有几茬年轻人，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就窝在铁皮工棚里打扑克牌，谁输了谁请喝烧酒。金基焕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金咸阳、文尚路、江东恩这几个小年轻。他们打完牌就喝酒，喝完酒就聊天。
聊什么呢？聊报纸上的新闻。那几年韩国的报纸天天都是丑闻，什么议员贪污了国家工程款，什么大财阀的公子开着跑车撞了人不用负责，什么警察局长跟夜总会的老板娘有勾结。每条新闻底下都配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西装革履，笑得富态。金基焕把报纸往木板床上一摔，手指头戳着那些照片说：“你们看看，这帮人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能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几个小的围着他听，越听眼睛越亮。他们有人家里父母是环卫工，有人打小在孤儿院长大，有人高中没念完就被赶出来挣钱。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攒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窝火，金基焕的话像是把那团火引了出来，烧得噼啪作响。
金基焕越说越来劲，后来每次聚会他都要“上课”，讲富人如何剥削穷人，讲社会规则都是有钱人定的，穷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认命地穷一辈子，要么就豁出去抢。他讲的时候双臂挥舞，青筋从额角蹦出来，声音大得工棚外面的野狗都跟着叫。
慢慢地，这帮年轻人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1993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又聚在金基焕租的半地下室出租屋里。那天金基焕特意买了一箱啤酒，把电视打开，放了一盘录像带。录像带是港片《至尊无上》，谭咏麟演的那个赌徒在里头讲义气、为兄弟两肋插刀。金基焕看的时候眼睛都在发亮，看完了把录像带退出来，对着几个人说：“咱们也成立个帮派吧。就叫至尊派。”
没人反对。甚至有人当场多喝了一瓶啤酒，喊了一声“好”。
帮派成立之后，金基焕起草了四条帮规，用圆珠笔写在一张作业本撕下来的横格纸上，贴在出租屋的墙上。第一条：憎恨富人，杀富济贫。第二条：在赚到十亿韩元之前，绝不停止行动。第三条：背叛帮派的人必须死。第四条：永远不相信任何女人，包括自己的母亲。
李善英后来在法庭上听到这四条帮规的时候，苦笑了一下。她说：“第四条他们自己就没做到，要不是信了我，他们也不会被抓。”
帮派成立了，但没钱买装备。金基焕让所有人继续在工地上干活，每个月把工资的三分之二上交作为“帮费”。几个年轻人倒也听话，咬着牙攒了小半年，但工地上那点钱实在有限，攒来攒去连五百万都不到。金基焕等得烦了，最终一拍大腿说：“不等了。先干一票练练手。”
1993年7月18号晚上十一点，他们实施了第一次“实战训练”。目标是一个下夜班的二十三岁女工，她独自骑着自行车经过一条没有路灯的土路。金基焕带人把她拖进路边的林子里，几个人轮番施暴之后，金基焕从后面用一根鞋带勒住了她的脖子。
几分钟后，女工没了呼吸。金基焕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泥巴，扭头问身后那几个脸色发白的小年轻：“看清楚了吧？杀人就这么回事。”
二十一岁的江东恩哆嗦着问了一句：“可...可她不是富人。她跟我们一样是打工的。”
金基焕的脸色一下子僵住了。他顿了顿，然后说：“这是训练。为了让你们长记性。以后就不会手生了。”
那天回去的路上，有个十七岁的小弟趁大家不注意逃了，还把帮会当时仅有的几十万韩元经费也卷跑了。金基焕气疯了，查了三天，在那小弟亲戚家里把人堵住了。他把人带到仓库后山上，用一把工地上的美工刀残忍地捅了十几刀。完事后他把自己养的一条土狗牵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狗也一刀杀了，然后架锅炖狗肉，逼着每个人吃一碗。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跑。
第一次正式作案是在九三年八月。他们盯着富人名单上的人跟了整整一周，但那富人家门口每天都有司机和保镖，实在下不了手。第二次、第三次也都无功而返。到九四年春天，他们仍然没做成一起正经的绑架案，穷得连加油的钱都快没了。
更糟的是，九四年六月，金基焕被警察带走了。他强奸了自己的侄女，一个上初中的小女孩，家里亲戚报的案。判了五年。他在看守所里通过一个来探视的朋友给金咸阳带话：“别停。继续干。先从路上找目标，看车。”
金咸阳就真的照做了。
九四年七月到九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绑了三批人，勒索了几笔钱，杀了五个人。每一个案子都按同样的流程，灌酒、杀人、毁尸。他们以为天衣无缝，直到九月八号晚上盯上了那辆现代格兰杰。
李善英的证词让整个案件昭然若揭。警方后来在仓库地下室里挖出了四具烧剩下的骨殖，经过dNA比对，确认了其中两具的身份，那对开公司的夫妻。另外两具由于焚烧太过彻底，已经无法辨认，推测是更早的受害者。
法庭上，金咸阳对着旁听席上的记者大声说了一通话。他说：“有钱和没钱的人被差别对待，成功的人被追捧，失败的人被无视。一个月辛苦挣几百万的人比比皆是，一天花掉几百万的人也比比皆是。我只针对那些人，没有伤害过真正的弱者。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杀够。”
这番话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被印在了头版，旁边配了一张金咸阳在法庭上仰着下巴的照片。
已经入狱的金基焕也被从监狱提审到庭，他对媒体说了一句：“连全斗焕都能无罪释放，我凭什么有罪？”全斗焕是前总统，那几年身陷贪污和兵变丑闻，但在几次审判中都没有被追责到底。金基焕显然把自己的行为跟政治扯到了一起。
但法律没有采纳这些说辞。
九五年十一月，金基焕、金咸阳、文尚路、江东恩、白炳宇、姜文硕，六个人，在汉城看守所被执行死刑。
李善英被判无罪。法官在判决书里写得很清楚：她在两次杀人过程中均没有主动实施加害行为，第一次是被金咸阳强行按住手完成掐扼，第二次是被金咸阳控制手指扣动扳机，全程处于物理胁迫状态。加上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全部经过，对破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不构成犯罪。
判决下来的那天，李善英站在法院门口，冬日的太阳晒在她脸上，暖乎乎的。她眯着眼仰头看了一会儿天，然后低下头，裹紧了那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走进人群里。
后来她搬了家，换了城市，在仁川一个水产市场旁边租了间小铺子卖泡菜。铺子不大，十几平米，一年到头都是辣白菜和虾酱的味道。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腌白菜，傍晚收摊，日子单调但安稳。偶尔有老顾客问她怎么总是一个人，她就笑笑说：“习惯了。”
夜深的时候，她偶尔会梦到九四年那个秋天。梦里她还是坐在那辆格兰杰的副驾上，晚风从车窗灌进来，男朋友在哼电台情歌。他的手伸过来，小指头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背。她想转头看他一眼，但每次都是脖子还没转过去，梦就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