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带着福伯他们过海，从11号杀到12号，在一个码头上。
不是天星码头，是九龙角的一个货运码头，靠西，离英军最后的撤离点不远。这里堆着成山的货箱，有的被劈开了，里面的货物散了一地，被踩得稀烂。铁皮棚子被刀砍出了好几道口子，风从豁口灌进来，呼呼地响。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硝烟味、烧焦的布匹味，还有码头特有的咸腥水汽，搅在一起，闻久了头晕。
福伯手里提着刀，气喘吁吁。刀已经卷刃了，刀身上全是干了的血，黑红黑红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把刀杵在地上，撑着身体，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像一头被追了太久的牛，腿在抖，肩膀在抖，连握刀的手都在抖。
他觉得自己可能要死在这里了。五十八岁。从年轻的时候，他擅长的就不是提刀砍人。他是白纸扇出身，靠的是脑子，不是膀子。算账、谈判、分利益、摆平纠纷，这些他都在行。但提刀砍人？那是红棍的事。可现在红棍不够用了，他只能自己上。
身体越发的痴肥，肚子顶着皮带，喘气的时候肚子一鼓一鼓的，像一只被翻过来的甲鱼。他跑不动了，刚才追一个暴徒追了十几步，腿就软了，差点没摔在台阶上。力不从心。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不是“年纪大了”的那种老，是“打不动了”的那种老。
但他得有一个交代。和字头带头作乱，他是和合图的龙头，是长辈。如果他缩在后面，看着那些小鬼去送死，他这辈子在江湖上就抬不起头了。死可以，丢人不行。
王老吉右手提着砍刀，左手拿着一把手枪。刀是好的，弥敦道一家洋行里拿的，德国货，钢口好，砍了十几个人都没卷刃。但他的手在抖，不是怕，是累。从昨夜杀到现在，他砍了多少人？记不清了。十个？二十个？他的手已经没有感觉了，只是机械地挥刀、收刀、挥刀、收刀。
他的心底里已经把林满那个王八蛋全家女性都问候过了。林满是福义兴的人，这孙子比他狠，比他不要脸。温贵牵头，林满响应，肥荣跟着起哄——这三个人把九龙搅成了一锅粥，然后他这个福义兴的龙头还得来给他们擦屁股。擦你娘的屁股。
他从林满的八辈祖宗开始捋，捋到林满的曾曾曾祖父，发现好像不姓林，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林满这个人该死。
王老吉是开字花档起家的，靠的是心黑手狠。字花档是赌，是抽水，是放数，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买卖。他从底层一路爬上来，靠的不是能打，是能算。他以前觉得，混江湖能打没有大用，钞票才是真理。你有钱，就能请人帮你打；你有人帮你打，就不用自己打。
但现在他觉得，自己以后要多招点儿能打的人了。钞票能请人，但钞票请不来拼命的人。今天这场仗，如果不是李祖带着那帮小鬼在前面顶着，他王老吉早就被胜利友围了。而他身边那些人，平时拿钱的时候笑嘻嘻的，真到了拼命的时候，腿比谁都快。
他看了一眼不远处一拖四的李祖。那年轻人手里抡着撬棍，身后跟着雷洛、龙根、邓肥、串爆，五个人像一把尖刀，插在胜利友的队伍里，左冲右突，杀得对方人仰马翻。李祖的撬棍已经弯了，砸在暴徒肩胛骨上的时候发出的是闷响不是脆响。砍刀卷了刃，砍在同一个人的脖子上要拽两下才能扯下来。他的左肩有一道刀伤，从肩胛骨一直划到肘弯，皮肉翻开着，被汗腌得发白，血顺着指尖滴在栈桥的木板上，砸出一个个暗窝。但他没有停，没有退，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这年轻人是真生性啊。王老吉在心里感叹。
他转念一想，或许没有他，自己也会投靠日本人？毕竟生意要做，南洋的路子断了，总得找新的财路。日本人给的条件不差，保护费少收一成，码头泊位优先安排，还能帮着把货卖到东北去。他动摇过，真的动摇过。
嗨，哪有那么多或许。是死是活就是今天了。至少以后人们提起自己，应该不会只说什么“字花大王”了。多少得加一句“洪门义士”。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嘴角挂着血丝，笑得很丑，但很真。
也挺好。
姜佬倒是没有两个老狐狸那么多的心思。他是红棍出身，一辈子靠拳头吃饭。五十岁的人了，腰板还是直的，肩膀还是宽的，胳膊上的肌肉虽然松了，但砍人的力道还在。他手里提着一把开山刀，刀背厚，刀刃宽，砍下去骨头都能断。
他现在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觉。砍人砍了几十年，第一次觉得自己砍人砍得这么理直气壮。以前砍人，是为了抢地盘，是为了收数，是为了给社团撑场面。说出去不好听，心里也不踏实。现在砍人，是为了清理门户，是为了道义，是为了不让那些趁火打劫的王八蛋把九龙变成人间炼狱。刀还是那把刀，砍的还是人，但心里的感觉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的腰板从来没有这么直过。
不过，他也有点儿隐隐的担忧。他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来。这帮“胜利友”手里那几条破枪顶不得什么事儿，打了十几发子弹就没弹药了，现在扔在地上当铁管用。但要是日本军队来了，坦克、大炮、飞机，那自己这些人可就真的全报销了。
算球！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砍死这帮狗日的再说！
他把刀在裤腿上蹭了蹭，蹭掉上面的血，又冲了上去。
李祖的撬棍弯了。
不是慢慢弯的，是一下一下砸弯的。第一下砸在那个暴徒的肩膀上，骨头碎了，撬棍还是直的。第十下，砸在一个人的天灵盖上，撬棍的头歪了。第二十下，砸在一个人的后背上，撬棍弯成了一个弧形，像一把弓。他扔掉撬棍，换砍刀。砍刀也卷了刃，刀口上全是崩口，像一把锯子。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砍了多少人了。五十？一百？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站着，他身后的人还站着。雷洛站在他右边，警服被撕烂了，露出里面的白色背心，背心上全是血。龙根站在他左边，手里的砍刀已经换了三把，现在是第四把，从胜利友手里抢的，刀柄上的缠布还没焐热。邓肥和串爆跟在后面，两个小胖子浑身是血，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们的腿在抖，但没有退。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脸上的表情不是害怕，是认真。一种“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只能往前冲”的认真。
李祖喘得厉害。他的肺像被火烧过一样，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的腥味。左肩的刀伤被汗腌得发白，皮肉翻开着，能看到里面的肌肉纤维。他没有处理，没有时间处理。子弹从耳边飞过去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躲。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许下一秒就倒下了。但他不能倒。他倒了，身后那些人就散了。散了，就是死。
雷洛刚被扶起来，就听见枪响。
——是肥荣那伙人狗急跳墙了。
胜利友从英军军营里抢了不少枪，李-恩菲尔德步枪，英军的制式装备，.303口径，弹匣装弹十发，射速快，精度高。但他们不会用。枪是抢来的，子弹是搜来的，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瞄准、怎么退壳、怎么排除故障。他们开枪完全是瞎打，枪口抬得老高，子弹飞到天上去了，偶尔有一颗落在人堆里，不知道打中了谁。
这一枪不一样。子弹擦着邓肥的耳朵飞过去，带着尖啸，钉在串爆脚边的木板上，“噗”的一声，炸出一蓬木屑。邓肥的耳朵被擦破了，血珠子从耳垂上滴下来，他伸手摸了一下，看了看手指上的血，又把手放下了。串爆低头看着脚边那个还在冒烟的弹孔，愣了半秒，然后抬起头，朝枪响的方向看了一眼。
肥荣站在一辆翻倒的货车后面，手里端着李-恩菲尔德步枪，正在笨手笨脚地退壳。弹壳卡在抛壳窗里，他用手指去抠，抠了两下没抠出来，急得满头是汗。他旁边的人也在开枪，但枪声稀稀拉拉的，有人打了一发就卡壳了，有人打了两发不知道子弹飞到哪里去了。
肥荣终于把弹壳抠出来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发子弹，塞进弹仓，“咔嗒”一声，枪栓推上去了。他端起枪，眯着眼，朝李祖的方向瞄准。
就在他准备扣扳机的时候，一艘游轮靠岸了。
不是小艇，是万吨级的远洋客轮。船身从海面上缓缓驶来，像一个巨大的幽灵，无声无息地滑进码头。船首劈开海水，白浪从两侧翻涌着退开，在船尾拖出一条长长的白尾。烟囱冒着黑烟，在灰蓝色的天幕下拖出一道粗重的暗色长带。
码头上正在厮杀的双方，都愣住了。
有人先停下了手里的刀，抬起头，看着那艘船。船太大了，大到让人忘了这是在打仗。它的船身比码头上的货栈还高，船舷上的救生圈、缆绳、舷窗，在午后的阳光下反着暗沉的光。船首的白色浪花慢慢散去，船身靠上栈桥，铁板撞击码头的声音沉闷而浑厚，像一面大鼓被敲了一下。
更多的人停了下来。手里的刀垂下去，铁管搁在地上，拳头松开。有人张着嘴，不知道在看什么。有人在交头接耳，声音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在远处飞。
“谁的船？”
“不知道……洋人的吧？”
“这时候还敢靠岸？”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艘船在这个时候靠岸，不寻常。
一个穿着军绿色风衣的男人，骑着马，从船舱里走出来。
马是红的。周身火红，鬃毛像燃烧的炭，四条腿又高又直，蹄子踩在铁板栈桥上，发出“哒、哒、哒”的声响，节奏不快不慢，像鼓点。马背上的人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呢子风衣，领子竖着，扣子没系，风衣下摆在马背上飘了一下，落下。他的头发红白参半，被海风吹乱了，搭在额前，没有伸手去拢。
他手里提着一柄关刀，重三十六斤。
刀杆是铁制的，暗沉沉的，没有花哨的装饰。刀刃在日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寒芒，刀背上的青龙纹饰在光线中若隐若现。他把刀扛在肩上，刀尖朝后，刀杆压着肩膀，左手扶着刀杆，右手握着缰绳。风从海那边灌过来，吹得他的风衣下摆往后飘，马鬃被风吹起来，像一面火红的旗。
他缓步走上码头。
铁蹄敲击在栈桥的木板上，声音不大，但码头上的每个人都听见了。不是马蹄声大，是太安静了。从游轮靠岸的那一刻起，码头上的人就渐渐停下了手里的刀。先是外围的人停下来，然后是里面的人，最后是那些杀红了眼的人也被人拽住了，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那匹火红的大马和马上那个红白参半的男人。
胜利友的人停了下来，洪门的人也停了下来。两拨人隔着几具尸体，面面相觑，不知道该继续打还是该跑。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像一根绷紧了的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有人偷偷把刀藏到身后。有人往后退了半步。有人咽了口唾沫，喉结滚了一下，发出“咕咚”一声。
有人认出那匹马。不是认识马，是认识骑在马上的人。
那不是人。
那是关二爷。
不是关二爷本人，是关二爷的化身。那柄关刀，那匹赤兔马，那个红脸长须的武将——不对，那个人没有长须，头发是红白参半的，脸不红，但那个气势，那个眼神，那种“你们谁都别动”的压迫感，和关帝庙里的那尊铜像一模一样。
有人把刀扔在了地上，转身就跑。
关于关刀的重量，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关刀不应该是八十二斤吗？
汉代的一斤大约相当于现代的220克至250克。按照这个换算标准，汉代的82斤折合成现代重量大约在36斤到41斤之间。那朋友又该问了，罗贯中是明朝人啊，应该按明朝的来！明代的82斤折合到现在大约是98.4斤。
一百斤的刀，罗贯中不知道这是扯淡吗？他当然知道。他又不是一般的落魄文人，他是给张士诚当过军师的！《三国志》等正史在明代是文人必读的，他完全有可能知道汉代的度量衡。
既然知道为啥要设定这么个扯淡的重量呢？那这就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了。或者说，他写这本书是给谁看的。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罗贯中开始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洪武三年（1370年），完成前十二卷，到诸葛亮出山。常遇春、徐达、邓愈、丁德兴、李文忠、沐英、冯胜、傅友德、汤和——你把这些人的事情掰开揉碎了往五虎上将身上按，会发现是严丝合缝的。特别是常遇春、徐达往关张身上按，李文忠、沐英往赵云身上按。
这些人肯定都懂一百斤的刀没法用啊。但凡有一个来找自己问“为啥会有这么扯淡的重量的刀”，自己一解释“这是汉斤，不是明斤”，对方再一恍然大悟，自己不就出仕成功了吗！
为啥明知道关羽不可能用这种长杆大刀，还非得让他用啊？徐达常遇春用的就是刀啊。
结果十二卷写完，老朱开始清洗武将集团——拍马蹄子上了。
不慌！我写诸葛亮！写文臣！可是淮西集团跟浙江集团斗得跟乌眼鸡似的，写哪边都得罪人。
咋整？缝啊！
你印象里最像道士的军师都有谁？诸葛亮、刘伯温。还有吗？没了。
那要是刘伯温和李善长揉在一起呢？呼风唤雨，用兵如神，内政满分——这不就是诸葛亮吗？不然为啥诸葛亮执法严苛的事演义里就没咋提？
洪武十年写完了。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又拍马蹄子上了。
罗贯中师徒俩一个写书高呼创业艰难、天命所归，一个写书高呼官逼民反、天下正道，都在踩老朱的政治正确。结果老朱可能是忙得没空看闲书。等有空看了，发现一个在教文武权倾朝野，一个在教百姓造反。命苦啊……
但此刻，芬恩不是来讨论历史的。他是来砍人的。
芬恩催动战马，抡起关刀，杀向胜利友。
马不是战马，没有披甲，没有受过冲锋训练。但它驮着芬恩，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蹄子踩在码头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芬恩没有夹马腹，没有催它快跑，只是让它走。走得慢，走得稳，像一尊移动的雕塑。
第一个胜利友冲到面前，手里举着一把砍刀，刀还没落下，关刀已经扫过来了。
不是劈，是扫。刀杆横着抡过去，铁制的刀杆砸在刀背上，“当”的一声，那把砍刀脱手飞出，在空中翻了几圈，落在地上。刀杆的余势砸在那人的腰上，把他整个人打得横飞出去，摔在地上，翻滚了两圈，趴在血泊里不动了。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关刀横扫之下，四五个人倒下去，刀折人飞。芬恩没有用刀锋，他用的是刀背、是刀杆、是刀镡。他在清理门户，不是杀人。这些人不是日本兵，他们是中国人，是走错了路、站错了队、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的中国人。该死，但不该由他来杀。
他用刀背砸，用刀杆推，用刀镡撞。每一击都精准，每一击都克制。他不取人命，只断筋骨。倒下去的人，有的断手，有的折腿，有的被拍晕了，有的趴在地上抱着胳膊惨叫，但没有人死。
胜利友的人被打得肝胆俱裂。有人跪下求饶，有人扔了刀就跑，有人站在原地发抖，像被蛇盯住的青蛙。他们不怕刀砍，不怕枪打，怕的是这种——你打不到他，他打你像打儿子，你还不了手。
温贵站在翻倒的货车旁边，手里提着刀，刀在抖。他看着那匹红马、那柄关刀、那个红白参半的男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是人，这是关二爷。
林满退到了栈桥的尽头，身后就是海。他的腿在抖，不是怕，是——就是怕。他不知道自己怕什么，但他就是想跑。可后面没有路了，只有海。
肥荣的脑子已经断了弦。他慌慌张张地给李-恩菲尔德步枪上膛，子弹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弹仓，塞了三发，两发掉在地上。他不管了，枪栓推上去，“咔嗒”一声，抬枪，对准芬恩的后背。
芬恩没有回头。
芬恩身后，亚瑟、约翰、戴维、麦克四个人抬枪就射。
四声枪响几乎合成一声，像一记闷雷。肥荣的脑袋一瞬间就中了四枪——从不同方向飞来的四颗子弹同时击中他的头部，像被铁锤砸爆的西瓜一样炸开了。红的、白的、灰的，四溅开来，溅在旁边人的脸上、衣服上、地上。他的身体僵了一瞬，然后直挺挺地往后栽倒，枪摔在地上，弹了两下，枪托磕在石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四个人站在芬恩身后不同的位置，呈扇形散开。亚瑟在左，约翰在右，戴维和麦克在中间，站位彼此呼应，不留死角。他们的枪口还在冒烟，硝烟味儿在午后的空气里弥漫开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换弹匣。四双眼睛扫视着剩下的胜利友，像四头老狼在打量一群待宰的羊。
胜利友的人彻底崩溃了。
有人扔了刀就跑，有人跪在地上举着双手，有人趴在尸体旁边装死，有人腿软了站不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后挪。温贵被人群裹挟着往后退，手里的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他低头看了一下空空的手，又把目光抬起来，落在芬恩身上。那个人没有看他。芬恩在看别的地方。
他在看李祖。
李祖站在不远处，手里握着卷刃的砍刀，浑身是血，满脸是汗，嘴唇干裂起皮，眼睛下面挂着两团青黑。他看着芬恩，嘴角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没有喊“爸”。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匹红马、那柄关刀、那个红白参半的男人，喉结滚了一下。
芬恩也没有说话。他看了李祖一眼——从肩膀到膝盖，从膝盖到脚踝，目光在他的左肩那道还往外渗血的伤口上停了一瞬，然后收回来。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只是把关刀从肩上放下来，刀杆杵在地上，双手叠在刀柄上，像一尊雕塑。
李祖大喜过望，扯着嗓子喊了一声：“追！”
他招呼众人掩杀。洪门弟子从仓库里、从货箱后面、从码头的各个角落里涌出来，跟着李祖往前冲。他们憋了一天一夜，憋了一肚子火，现在终于可以发泄了。砍刀、铁管、撬棍、木棍，什么顺手拿什么，追着胜利友的屁股打。
但追了没两步，日本人到了。
几辆装甲车从弥敦道的方向开过来，履带碾过碎石路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声响。车顶的机枪塔在午后的阳光下反着暗沉的光，枪口黑洞洞的，对着码头方向。装甲车后面是卡车，卡车上满载着穿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钢盔在日光下反着光，刺眼。再后面是步兵，排着队，端着枪，踩着整齐的步伐，从街角涌出来，像一条灰色的蟒蛇，缓缓地、不可阻挡地压过来。
福伯等人都慌了。
福伯手里的刀差点没拿稳，刀尖杵在地上，撑着身体，不让自己倒下。他的脸从涨红变成惨白，嘴唇在哆嗦。王老吉把砍刀换到右手，左手攥着手枪，指节泛白。他的脑子在飞速地转——跑？往哪跑？打？拿什么打？姜佬倒是没慌，他把刀在手里掂了掂，骂了一句脏话，又骂了一句，然后把刀握紧了，站在李祖前面。
李祖也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从来没有面对过军队。帮会械斗，再多人也是有刀有枪的流氓，打不过可以跑，跑不了可以求饶。但军队不一样。军队不跟你讲江湖规矩，不给你求饶的机会，他们只会开炮。
他下意识地往前迈了半步，挡在雷洛和龙根前面。邓肥和串爆还跟在后头，他不知道该让他们跑还是该让他们留下。
芬恩跨马提刀，站在日本人面前。
他没有后退。
马也没有后退。那匹火红的马站在码头上，四条腿稳得像钉在地上，鬃毛被风吹起来，在午后的阳光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关刀杵在地上，刀杆竖直，刀锋朝上，在日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寒芒。他的风衣下摆在风中飘了一下，落下。
芬恩用日语说道：“我叫芬恩！让酒井隆来见我！”
声音不大，但码头上每个人都听见了。不是声音大，是太安静了。从日本人的装甲车出现的那一刻起，码头上就安静了。胜利友的人跑了，洪门的人停了，连海风都好像小了一些。
日本兵端着枪，枪口对着芬恩，黑洞洞的，排成一排。没有人开枪。不是不敢，是没有命令。他们在等，等长官下令。等了几秒，又等了几秒，命令没有来。
对面的日本兵开始交头接耳。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有人没有。有人脸色变了，有人皱着眉。一个少佐从队伍后面走上前来，站在装甲车旁边，用望远镜看了芬恩一眼，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传令兵说了句什么。传令兵跑向队伍后面，消失在人群里。
李祖站在芬恩身后，离他只有几步远。他没有退，也没有往前。他看着芬恩的背影——风衣领子竖着，红白参半的头发在风中轻轻飘动，关刀杵在地上，双手叠在刀柄上。那个背影很宽，很稳，像一堵墙。
他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用说。这个人来了，就够了。
日本人的队伍里，有人在往后传话。声音从前面传到后面，从后面传到更后面，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推远。然后，队伍后面有人动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从卡车的缝隙里挤出来，开到队伍前面，停住。车门开了。
一个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将军从车里出来。他的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很直，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他站在车旁边，整了整军装的领口，然后迈步朝芬恩走来。
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皮鞋踩在码头的石板上，发出“嗒嗒嗒嗒”的声响，从远到近，从轻到重。
芬恩没有下马。他只是把关刀从地上提起来，横在马背上，左手握着刀杆，右手握着缰绳，看着那个日本将军一步一步地走近。
那个日本将军在他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着芬恩。
他看了两秒。
然后他开口了，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芬恩先生——久仰了。”
芬恩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酒井隆的眼睛，像在看一盘已经下了第一步棋、还在等对方落子的棋局。
酒井隆也看着他。
码头上安静了很久。
远处，弥敦道的方向，黑烟还在升腾。旺角、油麻地的废墟上，火还没有灭。九龙的天是灰的，海是灰的，码头是灰的，只有那匹马，是红的，红得像一团被风吹不灭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