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那阵子，天下跟个乱斗场似的，各国君主今天你打我、明天我降你，跑路的皇帝比路边卖胡饼的还多。燕王冯弘就是跑路皇帝里的“显眼包”——别人跑路是夹着尾巴做人，他跑路是揣着“我还是皇帝”的幻觉，最后把自己和全家都作进了坟里，堪称南北朝“作死行为大赏”的顶流选手。
冯弘本来是北燕的末代皇帝，这北燕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夹在北魏和高丽之间，日子过得跟走钢丝似的。后来北魏铁骑一到，冯弘一看打不过，连夜收拾行李，带着老婆孩子、亲信大臣，一股脑逃到了辽东，投奔了高丽王高琏。按说寄人篱下，就算不点头哈腰，也得客客气气，可冯弘偏不，他觉得自己是“落难天子”，高丽王招待他是天经地义，甚至该三叩九拜。
高丽王高琏一开始也算给面子。毕竟冯弘曾是一国之君，真把人晾在路边，传出去显得自己小气。于是高琏专门派人带着好酒好肉去边境迎接，还说了些“大王远道而来，一路辛苦”的场面话。可冯弘呢？听着这些话，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觉得高丽使者说话不够“恭敬”——既没称他“大燕皇帝”，也没行君臣之礼，只是把他当普通客人。这一下，冯弘的“皇帝玻璃心”碎了一地，当场就拉下脸，对着使者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嘴里还嘟囔着“高丽小邦，竟敢轻慢于我”，气得差点把使者带来的酒坛子摔了。旁边的亲信赶紧拉他：“大王，咱现在是投奔人家，先忍忍！”冯弘甩开手：“忍？我乃大燕天子，就算逃了，也轮不到他们放肆！”
高琏听说这事儿，心里也不痛快：我好心好意招待，你倒摆起谱了？但毕竟刚来人，也不好直接发作，就把冯弘安置在了平郭城。平郭这地方虽说不比北燕都城繁华，但吃喝用度都给配齐了，也算说得过去。可冯弘住了没几天，又觉得不舒服——他嫌平郭离高丽都城太远，觉得高琏是故意“流放”他，天天在屋里骂骂咧咧，一会儿说房子漏风，一会儿说饭菜不合口味，活像个被惯坏的富家翁。
高琏被他闹得头疼，索性把他迁到了北丰。北丰离都城近了点，条件也稍好，高琏寻思：这下你该安分了吧？没想到，冯弘的“作死操作”才刚开场。到了北丰，他压根没把自己当“难民”，反而把这儿当成了北燕的临时都城。他手下还有几百个随从，他就天天召集这些人，在院子里摆开案几，跟在北燕时一样处理“政务”——今天给谁赏块土地（其实那土地是高丽的），明天给谁定个罪名（那人可能是高丽的老百姓），甚至还学着北燕的规矩，让随从们对他行三跪九叩之礼，嘴里喊着“吾皇万岁”。
这事儿传到高琏耳朵里，高琏差点没气笑了：合着我收留的不是个落难皇帝，是个戏精？你在我地盘上发号施令，赏我的地、罚我的人，把我当空气呢？高琏一开始还想给冯弘留点面子，派人去提醒他：“大王如今在高丽境内，行事还是低调些好，免得引起百姓议论。”冯弘一听，火气更大了，对着来使拍桌子：“我乃大燕之主，赏罚自有我的规矩，高丽百姓也该遵从我大燕的律法！你回去告诉高琏，让他少管闲事！”
这话彻底把高琏惹毛了。好，你要摆谱，我就让你摆不下去。高琏当即下令，把冯弘身边的侍从全给撤走了——以前冯弘出门有人抬轿，吃饭有人布菜，现在好了，没人伺候，他自己连穿衣都得费半天劲。可冯弘还是不醒悟，反而觉得高琏是“以下犯上”，天天在屋里骂高琏“逆臣贼子”。高琏忍无可忍，又出了狠招：把冯弘的太子冯王仁抓了起来，送到都城当人质。
这下冯弘慌了，但他慌的不是儿子的安危，而是觉得自己的“皇帝威严”被彻底践踏了。他又气又恨，觉得高琏肯定是想弄死他，可自己手里没兵没权，打不过也跑不了。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远在江南的刘宋王朝。刘宋的皇帝刘义隆，也就是宋文帝，之前和北燕有过往来，冯弘觉得，刘义隆说不定能帮他一把。
于是，冯弘偷偷找了个心腹，让他带着自己的亲笔信，乔装打扮溜出北丰，一路向南，投奔刘宋。信里写得那叫一个可怜：“朕为北魏所迫，流落高丽，却遭高琏欺凌，太子被囚，性命难保。恳请陛下念及两国旧情，派使者来接朕去江南，朕愿归顺大宋，永为藩属。”
刘义隆收到信，心里盘算了一下：冯弘虽说没什么用，但毕竟是个前皇帝，把他接过来，既能显得大宋“仁义”，又能给高丽添点堵，何乐而不为？于是，他立刻派了使者王白驹，带着一队人马，还有一封诏书，去高丽接冯弘。诏书里还特意提了一句，让高琏“资助冯弘启程”——意思就是，你得好好送人家走，别搞小动作。
高琏拿到诏书，脸都黑了。他本来就不想放冯弘走——这货在高丽这么能折腾，放走了指不定哪天又带着人回来找事，而且刘义隆这么直接下命令，也让他觉得没面子。高琏琢磨了一晚上，觉得冯弘就是个定时炸弹，留着是祸害，放走也是祸害，不如干脆……一了百了。
第二天，高琏就派了两员大将，孙漱和高仇，带着几百个士兵，直奔北丰。冯弘那时候还在屋里等着刘宋的人来接他，幻想着到了江南就能重新当“王爷”，甚至说不定能借刘义隆的兵打回北燕。结果门一被踹开，孙漱和高仇带着人冲进来，冯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在了地上。他挣扎着喊：“你们敢动朕？朕是大宋皇帝要接的人！”孙漱冷笑一声：“高丽王有令，你在我国境内不安分，屡次挑衅，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没等冯弘再说话，刀光一闪，冯弘当场毙命。孙漱和高仇怕留后患，又把冯弘的子孙十多个人全给杀了，一时间，北丰的院子里血流成河。
这边冯弘全家被杀，那边王白驹刚好带着人赶到北丰附近。他听说冯弘被高丽人杀了，气得火冒三丈——他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来接人的，结果人没接到，还被高丽人给杀了，这不是打刘义隆的脸吗？王白驹也是个暴脾气，当场拍板：“高丽人太放肆了！就算是远邦，也不能这么欺辱大宋！兄弟们，跟我冲进去，为燕王报仇！”
他手下的七千多人，本来就是带着任务来的，一听这话，个个摩拳擦掌，跟着王白驹就冲进了北丰。孙漱和高仇刚杀完冯弘一家，正准备撤退，没想到王白驹带着人杀了过来。双方当场混战起来，刘宋的人马人多势众，高丽的士兵没防备，很快就败下阵来。高仇在乱军中被砍死，孙漱被活捉，绑到了王白驹面前。
王白驹本来想把孙漱带回刘宋，让刘义隆处置，可没等他动身，高琏的人就到了。高琏听说孙漱被抓、高仇被杀，又气又急，立刻派人带着军队围住了王白驹的队伍，要求他把孙漱交出来，还说王白驹“擅自兴兵，侵犯高丽领土”，要他给个说法。
王白驹不服气：“是你们先杀了我大宋要接的人，我才讨伐你们！”可高丽的人根本不听，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高丽人直接把王白驹和他的几个手下给抓了起来，送到了刘宋都城建康，交给刘义隆处置。
刘义隆见到王白驹，心里也挺纠结。他知道王白驹是为了维护大宋的面子才动手的，可高丽毕竟是远方的国家，离刘宋十万八千里，真要是闹翻了，对大宋没什么好处——那时候刘宋正和北魏对峙，要是再得罪高丽，等于多了一个敌人。于是，刘义隆只能“顾全大局”，先把王白驹等人关进了监狱，做做样子给高丽看。高琏见刘义隆这么“懂事”，也就没再追究。没过多久，刘义隆就把王白驹等人给赦免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可怜冯弘，本来好好的皇帝（虽然是末代的），跑人家高丽避难，偏偏要摆皇帝架子，结果把自己和全家都作没了；王白驹想为他报仇，最后还得蹲几天大牢；刘义隆想装个“仁义大哥”，最后也只能向高丽低头。这一圈下来，没一个赢家，只有冯弘的“作死事迹”，成了南北朝时期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毕竟，不是谁都能把“寄人篱下”过成“作死现场”的。
司马光说
《资治通鉴》载冯弘之死，未多着墨，然其兴亡之理昭然。夫“寄人国土，当守人臣之礼”，弘既亡其国，寄身高丽，却仍以天子自居，轻慢主人，此乃“不知时务，自取灭亡”。高琏杀弘，固为霸道，然弘之骄纵，实为祸根。至于刘义隆赦王白驹，非为纵容高丽，乃为权衡利弊——远邦难制，与其结怨，不如暂忍，此亦帝王“审时度势”之术也。然冯弘之失，在于“失位而不失心”，亡国之君，若不能放下身段，纵有千般算计，终难逃败亡之局。
作者说
冯弘的故事，乍看是“作死”，细想却是“身份认知错位”的悲剧。他一辈子当皇帝，把“皇权”当成了自己的“本能”，哪怕国破家亡，也没意识到自己早已不是“天子”，只是个需要仰人鼻息的难民。这种“身份幻觉”，放到今天也很常见——有人离开原有的岗位，却还端着过去的架子；有人失去了优势，却仍活在过去的光环里。其实，人生如行船，风向变了，就得调整帆的方向，总抱着过去的“身份标签”不放，只会像冯弘一样，在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另外，刘义隆的“妥协”也值得琢磨：很多时候，“顾全大局”不是软弱，而是看清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为了一个本就不该救的冯弘，去得罪一个与己无仇的高丽，实在不值。这世上，最该放下的，就是那些早已不属于自己的“面子”和“身份”。
本章金句
把过去的身份当铠甲，终会被现实的矛刺穿；懂得随境遇调整姿态，才是行走世间的真本事。
如果你是文中的冯弘，逃到高丽后，你会选择低调隐忍、等待时机，还是像他一样坚持“皇帝做派”？如果你是王白驹，得知冯弘被杀后，会选择先上报刘义隆，还是直接率军讨伐？来评论区说说你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