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书记王勇的手指在文件袋上停顿了三秒，金属拉链与桌面摩擦的声响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当那摞泛黄的材料被推到椭圆形会议桌中央时，最上面的照片突然顺着气流滑落到谷书记面前——张建国穿着那件标志性的黑绸衫，正把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塞进公文包，领口的金链子在乡卫生院的瓷砖地面上投下扭曲的光。
“这张照片拍于2007年10月17日，”王勇的声音像浸过冰水，每个字都带着寒意，“是乡卫生院改造工程承包商王大海的儿子结婚当天。我们核对了银行流水，当天下午三点十五分，王大海的账户向张建国妻子的银行卡转入八万元，备注是‘贺礼’。”他抽出一张银行回执单，红色的印章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而就在前一天，青石乡党政联席会刚通过王大海的施工资质审核，当时李泽岚同志提出质疑，说王大海的公司连三级资质都没有，张建国当场拍了桌子，说‘乡里的工程用不着外人指手画脚’。”
会议室里的烟雾突然变得浓重，常务副县长周志强下意识地把烟灰缸往自己面前挪了挪。他想起去年去青石乡检查工作，张建国拉着他在卫生院的废墟前转圈，黑布鞋的鞋跟磕在水泥地上发出空洞的响：“周县长您看，这工程年底准能完工，到时候咱青石乡也有全县最气派的输液大厅。”现在想来，那些承诺里藏着多少猫腻。
“我们先说说种薯补贴的问题。”王勇翻开第二本卷宗，里面夹着一沓采购合同，甲方签字处的“张建国”三个字龙飞凤舞，乙方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宜都农产品贸易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刘三喜，是张建国的远房表舅，实际就是个空壳公司，办公地址在县城的一间民房里，连仓库都没有。”他抽出一份物流记录，上面的货运车辆信息被红笔圈了出来，“2007年3月，他们申报采购脱毒种薯50吨，可这辆车牌号为陕J·的货车，当天根本没离开过县城，司机的行车记录仪显示，他在菜市场拉了一天的白菜。”
组织部长秦志国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刺耳的声：“那实际采购了多少？”
“17吨。”王勇的指尖重重戳在验收单上，“但张建国让乡农技站的干事伪造了验收报告，按50吨的标准申领了省级补贴。每吨脱毒种薯的补贴是3460元，这中间的差额十七万三千元，通过刘三喜的公司账户，转到了张建国侄子张建军的建材店。”他又抽出一张照片，建材店的招牌下停着辆崭新的本田轿车，“这就是用补贴款买的车，登记在张建军名下，实际由张建国使用，我们在车里发现了他常穿的那件黑绸衫。”
宣传部长王梅突然想起什么，翻开手机里的采访笔记：“去年春天我去李家坳采访，老乡们说领到的种薯一半都是烂的，去找张建国理论，他让派出所的人把带头的王大爷训了一顿，说‘再闹就取消低保’。”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当时李泽岚刚到青石乡当副乡长，蹲在地里帮老乡挑拣好种薯，挑到半夜眼睛都红了。”
谷书记一直没说话，指尖在那张种薯验收单上轻轻摩挲。他想起2007年夏天去青石乡调研，张建国非要拉他去看“万亩种薯基地”，车开了半个钟头才到一片坡地，地里稀稀拉拉的苗还没盖住土。“今年雨水少，苗长得慢点，”张建国当时笑得一脸憨厚，金链子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但产量肯定错不了，我让刘三喜给咱留了最好的种薯。”现在才明白，那片所谓的基地，不过是他糊弄上级的幌子。
“水渠项目的问题更严重。”王勇的声音沉了下去，第三本卷宗里夹着张水渠设计图，红色的修改痕迹像一道道伤疤。“2007年5月，上级拨付水渠专项资金68万元，计划修建一条12公里的灌溉渠，解决青石乡五个村的浇水问题。可张建国把设计图改了又改，最后只修了4.7公里，还是用的劣质水泥。”他抽出一份检测报告，“混凝土强度只达到设计标准的60%，去年汛期就塌了三段，冲毁了二十亩土豆田。”
“那剩下的钱呢？”周志强的烟蒂在烟灰缸里碾得粉碎。
“大部分进了张建军的口袋。”王勇调出银行转账记录，2007年8月15日，一笔二十四万元的款项从乡财政所转出，备注是“水渠材料款”，但收款方是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张建军用这笔钱，在县城的‘阳光小区’买了套120平米的房子，房产证上是他女朋友的名字。”他又拿出一份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传出张建国的声音：“建军，这钱得干净点，走房地产公司的账，就说是水渠工程抵的材料款……”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发出微弱的嗡鸣。王勇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除了这两笔大额款项，张建国的日常贪腐更是触目惊心。我们查了他近三年的银行流水，发现有三十多笔不明来源的收入，合计四十二万多元，大多是各村支书和企业老板送的‘过节费’‘感谢费’。”他抽出一本礼金登记册，上面的名字触目惊心，“李家坳的村支书每年春节送两条‘中华’，中秋节送一筐苹果，里面藏着两万元现金；乡卫生院的院长为了保住职位，每个月给他存五千块的‘喝茶钱’……”
秦志国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就没人举报吗？”
“举报信堆成了山。”王勇从卷宗底下抽出一沓信封，邮票都泛黄了，“但张建国在青石乡经营了十年，关系网盘根错节。派出所长是他的战友，财政所长是他的连襟，甚至县纪委的一个干事，都是他二舅的老部下。这些举报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转到他自己手里，举报人还会遭到报复。”他指着其中一封信，“2006年，乡中学的王老师举报他挪用教育经费，没过多久就被调到最偏远的教学点，老婆也被卫生院辞退了。”
谷书记突然抬手打断他，指尖在桌面上敲出急促的节奏：“李泽岚同志到任后，张建国有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王勇调出一段监控录像，画面里张建国在乡办公室里拍着桌子骂：“李泽岚算个什么东西？市里来的又怎么样？在青石乡，还得听我的！”他解释道，“这是今年2月拍的，因为李泽岚坚持要公开水渠工程的招标结果，张建国在办公室里发了好大的火，还说要让他‘滚回市里’。”
王梅突然笑了一声，带着点嘲讽：“可他没料到，李泽岚根本不吃这一套。招标那天，李泽岚带着村民代表去了县招投标中心，全程录像，最后中标的是邻县的一家正规公司，比张建国内定的报价低了十五万。”她翻出当时的照片，李泽岚穿着件旧夹克，站在公示栏前，身后围了一群老乡，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
“还有更过分的。”王勇拿出最后一份证据，是张建国的通话记录，“今年3月，他得知县纪委在查种薯补贴的事，连夜给刘三喜打电话，让他‘把账做干净点’，还让张建军把那辆本田车过户给别人。幸好我们行动快，提前控制了刘三喜，否则这些证据可能就被销毁了。”
谷书记端起茶杯，却发现茶水早就凉了。他望着窗外的县委大院，香樟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像在为这片土地叹息。张建国在青石乡的十年，就像一场荒诞的闹剧——用老乡的救命钱买豪车，用灌溉的专项资金盖商品房，把公共权力当成自家的摇钱树。而那些沉默的举报信，那些被欺压的老乡，那些烂在地里的种薯，都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这些证据都确凿吗？”谷书记的声音有些沙哑。
“确凿无疑。”王勇的语气异常坚定，“刘三喜已经全部交代，张建军的房产和车辆都已查封，涉案的乡干部也被停职调查。我们还找到了当年被张建国威胁的王老师，他愿意出庭作证。”
会议室里陷入长久的沉默，只有烟雾在灯光下盘旋。谷书记突然想起李泽岚的档案里，有一张2005年在李家坳当村官的照片，年轻人蹲在土豆田里，手里捧着颗刚挖出来的土豆，笑得一脸黝黑。那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三年后自己会回到这片土地，面对这样一场盘根错节的腐败。
“这样的蛀虫，必须严惩。”谷书记的手指重重敲在桌面上，“王书记，你们纪委要加快办案进度，给青石乡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秦部长，人事调整的事，就按我们刚才说的办，李泽岚同志虽然年轻，但他干净、务实，是目前青石乡最合适的人选。”
王勇合上卷宗时，金属拉链的声响仿佛一道惊雷。谷书记望着窗外渐浓的暮色，突然觉得那棵香樟树的影子，像极了张建国那件黑绸衫上扭曲的金链子——看似光鲜，实则早已腐朽。而李泽岚那双沾满泥土的手，或许正是撕开这腐朽的希望。
当常委会的门打开时，晚风吹进走廊，带着香樟树的清香。谷书记深吸一口气，仿佛要把那些腐败的气息都吐出去。他知道，张建国的倒下只是开始，青石乡的重建之路还很长，但只要有李泽岚这样的年轻人在，这片土地就总有翻身的一天。
远处的天际线泛起淡淡的红，像极了土豆花开时的颜色。谷书记想起李泽岚在报告里写的那句话：“土地从不说谎，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张建国种下的是贪婪，收获的必然是毁灭；而李泽岚种下的是汗水，未来收获的，一定是沉甸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