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已深，隔壁的客房门缝里还隐约透着几盏昏黄的灯。
方源驻足门前半响，最终还是抬手敲了敲，两位老专家的房门。
“笃笃笃。”
“谁啊？”里面传来王立仁带着浓重口音的询问声。
“王工，是我，方源。”
房门很快被打开。王立仁穿着一身灰色的确良睡衣，鼻梁上还架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看起来像是技术图纸的东西。
“哦，是小方同志啊，快请进，快请进。”他热情地将方源让了进去。
房间不大，布置得干净整洁。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钱学礼也还没睡，正坐在书桌前，借着台灯的光亮，仔细地翻阅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原版书籍。
“王工，钱工，还没休息呢？”
方源笑着打了声招呼。
“睡不着，睡不着哇。”
王立仁摆了摆手，示意方源坐下，给他倒了杯凉白开，“人老了，觉就少了。再说，这不刚到地方嘛，心里头有点兴奋。”
钱学礼也放下书，推了推眼镜，笑道：“是啊，小方同志，坐。刚才听小娄先生说，明天怡和方面就会把生产线的数据送过来，我们这心里头啊，跟猫抓似的，就盼着能早点看到东西呢。”
方源点了点头，跟两位老专家闲聊了起来。
说起来，这个时期的专家教授，那真是“国宝”级的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着光鲜亮丽的海外留学背景。
就比如眼前这两位。
王立仁，人称王工，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公派去了阿美莉卡（美国）的**麻省理工（mIt）深造，专攻冶金工程。毕业后，更是在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工作多年，是当时华人工程师里，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响应了国家的召唤，放弃了那边优渥的待遇和先进的实验环境，毅然决然地买了回国的船票。
钱学礼，钱工，经历也大致相似。他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去的是德意志的亚琛工业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据说，当年在克虏伯公司实习的时候，还亲手参与过一些先进轧钢设备的设计工作。
谈及早年间的留学经历，两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老专家，也是唏嘘不已，打开了话匣子。
“唉，说起来都是眼泪啊。”
王立仁摘下眼镜，揉了揉干涩的眼睛，脸上露出了几分苦涩：
“都说二战那会儿的大漂亮国怎么怎么重视人才，怎么怎么海纳百川。
可实际上呢？那些人种歧视的篱笆，是明晃晃地立在那儿呢！”
“没错！”
钱学礼也放下书，义愤填膺地接话：
“不光是政治上、商业上，那些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地方，我就亲眼见过！
就连在大学里，在实验室里，也一样！”
他激动地比划着：
“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实验数据，那些白人教授、同事，转头就能署上他们自己的名字发表！
你想评职称？想进核心项目组？门儿都没有！
人家打心底里，就没瞧得起你这张黄皮肤！”
王立仁也是连连点头，深有同感：
“你技术再好，能力再强，也就是个高级技工的命。
人家真正核心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让你接触到。
你永远都是个‘外人’！”
两位老人越说越激动，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段备受歧视、忍气吞声的岁月。
最终，还是王立仁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结道：
“说到底啊，根子在哪？就在于咱们那时候，身后没有一个富饶强大的祖国当靠山！
你国家弱，人家就瞧不起你！
你在外面，腰杆子就挺不直！就得受人欺负！”
“所以啊，”钱学礼的眼圈微微泛红，声音也有些哽咽：
“当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听到老人家在城门楼上喊出那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这些在外面漂了几十年的游子，那真是……真是……”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背，狠狠地抹了抹眼睛。
方源默默地听着，给两位老人续上茶水，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他理解，也敬佩这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批人的无私奉献，新中国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里，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说起这个，两个小老头似乎又来了精神，放下了对往昔的伤感，开始将话题，转向了当下。
他们一板一眼地，拿今天下午，从火车站到娄家这一路上，惊鸿一瞥所看到的香江本地居民现状，与当前国内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做起了对比。
“小方同志，不瞒你说，今天下午这一路看过来啊，我这心里头，是真不得劲儿。”
王立仁皱着眉头，抿了口茶水：
“这香江，是繁华，是热闹。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比咱们四九城，看着是‘洋气’多了。”
“可你瞧瞧街上那些人，”他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失望：
“一个个行色匆匆，一脸的焦虑和麻木。
我瞅着啊，真正能挺直腰杆、活得像个人的，没几个！”
钱学礼也深以为然地点头：
“没错！老王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你看咱们国内，虽然现在条件还苦，大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那股子劲儿不一样啊！”
他挥舞着手臂，仿佛又回到了工厂车间，给工人们做技术报告的讲台上。
“现在的新中国，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子主人翁的精神！
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勠力同心，要为了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为了咱们自个儿更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人心齐，泰山移！这种人心向背的力量，那是多少高楼大厦都换不来的！”
“可这香江呢？”他话锋一转，语气里充满了鄙夷，“三百多万的同胞，被那一小撮，人口占比连百分之五都不到的约翰牛给统治着！你说憋屈不憋屈？”
“他们有归属感吗？没有！可为了活下去，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向那些鬼佬低头！”
“时间久了，人就变了。
一个个都变得虚伪，变得势利，为了点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听说，这边的什么社团、三合会，猖獗得很！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他们何尝不想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活着？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劳，换取那份理所应当的收入？”
王立仁接过话头，声音沉痛：
“可是，做不到啊！作为殖民地治下的底层‘二等公民’，他们天生就得面对来自帝国主义（港英政府）、资本主义（各大洋行、财团）以及官僚主义（买办、贪腐）这三座大山的层层剥削！”
“能活下去，就已经是用脊梁和膝盖作为代价换来的了！
哪还有那个底气，去谈论什么狗屁的理想和抱负？！”
两位老教授越说越激动，仿佛将这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一股脑儿地倾泻了出来。
方源默默地听着，没有插话。
他知道，两位老人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
虽然，他们看到的，或许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侧面。但这份赤诚的爱国之心，和对民族未来的忧思，却是真真切切的。
这一聊，就聊到了深夜。
直到墙上的挂钟敲响了十一下，方源才起身告辞。
“王工，钱工，不早了，您二老也早点休息。明天……还得去会会那些洋人呢。”
“嗯，好，好。”
王立仁将方源送到门口，却又突然叫住了他。
“小方同志，你等一下。”
他转身回到书桌前，从一摞书中，抽出了一本厚厚的、用蓝色硬壳封面装订的书，递到了方源手上。
“这个，送给你。”
方源低头一看，只见封面上，赫然印着四个遒劲有力的繁体字——《资治通鉴》。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中华书局，1956年版。
“王工，这……”方源有些错愕。这套书，在当时可是极其珍贵的。
“拿着吧。”王建国不由分说，将书塞进他怀里：
“我知道，你年轻，心气高。关于你的那些事，临行前，组织上也跟我们两个老家伙，简单提过一些。”
他看着方源，浑浊的老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语气变得语重心长。
“老头子我啊，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就觉得，这人活一辈子，路，得自个儿选。”
“这天下大势，浩浩荡荡。
积极融入这历史的滚滚洪流，跟着大家一起，去冲破那些挡在咱们面前的藩篱，这是一种选择。”
“但是跳出这三界五行，凭着自己的本事，化作一点星火，去照亮自己身边的那一小片天地。
这，又是另外一种选择。”
“没有对错，只有……合不合适。”
“你还年轻，才十九岁，少年人，本就该趾高气昂，锐意进取，敢为人所不敢为，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
“出身高低，那不是你能左右的。可你未来的路怎么走，能走到哪一步，这成就，却完完全全掌握在你自个儿的手里。”
他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拍了拍方源捧在怀里的那本厚重的《资治通鉴》。
“多读读书，尤其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史书。
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
我看呐，这救赎之道，或许，就在此中了。”
说完，这位平日里有些木讷、不苟言笑的老教授，脸上竟是露出了一丝顽童般的笑容。
冲着方源眨了眨眼，背着手，慢悠悠地回屋去了。
方源捧着那本沉甸甸的《资治通鉴》，独自站在寂静的走廊里，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
王立仁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如同洪钟大吕，在他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
融入洪流？
跳出三界？
已有之事，后必再行？
救赎之道……
明明只是几句简单的话，却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哲理，让他一时间有些接受不能。
他甚至都忘了去隔壁那两个保卫科同志的房间“坐坐”，只是浑浑噩噩地，回到了自己的客房。
将那本厚重的《资治通鉴》放在枕边，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久久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