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和王大志这一病，便如同被抽去了脊梁骨，彻底瘫在了炕上。
王氏虽醒了，但脏腑像是被重锤砸过，稍一动弹便是钻心的钝痛，连大声说话都牵扯得胸口闷胀。她只能终日歪着，浑浊的眼睛不甘地转动，监视着岑卿进出忙碌的身影，嘴里不时吐出虚弱却依旧刻薄的指令。
王大志则更糟，时昏时醒，醒来时眼神也是涣散的，对周遭反应迟钝，喂到嘴边的粥药，也只是本能地吞咽。他像一具被抽空了魂的空壳，沉溺在病痛和失恋的双重打击里，连母亲的咒骂都似乎听不见了。
王家这座曾经压抑得令人喘不过气的牢笼，因着这两根支柱的坍塌，反而诡异地为岑卿腾出了一片可以辗转的方寸之地。
她依旧是那个沉默寡言、低眉顺眼的儿媳。天不亮就起身，挑水、扫地、熬药、准备那稀得能照影的粥饭。她将王氏伺候得妥帖周到，喂药擦身，端屎端尿，脸上看不出半分不耐与怨怼，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顺从。
王氏起初还强打着精神，用那双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生怕岑卿偷懒或是糟蹋东西。但病体沉重，精力不济，往往盯不了多久便眼皮打架，昏沉过去。醒来后，见水缸是满的，灶膛是热的，药碗是温的，便也挑不出什么大错，只能从鼻子里哼出几声不满，或是用更恶毒的语言来维系自己那点可怜的掌控感。
“丧门星……别以为我病了就能由得你胡来……等我好了……”这样的威胁，日渐苍白。
岑卿恰到好处地扮演着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逆来顺受的可怜人形象。她甚至会在邻居前来探视（多是看在里正出面和那点怜悯之心的份上）时，红着眼圈，低声诉说婆婆病中的辛苦，相公的遭罪，以及自己对欠下诊金药费的忧心。
这番作态，更是坐实了她“孝媳”的名声，也让王氏即便心中疑窦，在外人面前也不好过于发作。
而这一切的“孝顺”与“操劳”，都成了她自由活动的绝佳掩护。
首先，是食物的掌控。
灶房成了她的半独立王国。虽然米缸的钥匙依旧挂在王氏腰间，但每日取用多少米，粥熬得多稀，那点有限的野菜如何调配，甚至那罐齁咸的、掺了“料”的烂腌菜由谁多吃一口，都隐隐由她主导。她依旧饥饿，但至少，她能确保自己分到的那碗粥，是锅里相对最稠的部分；她能在清洗野菜时，“不小心”留下几片最嫩的叶子，就着凉水偷偷咽下；她还能利用熬药看火的间隙，将偷偷藏起来的土豆或野薯，埋在灶膛的热灰里煨熟，填补那无底洞般的胃囊。
其次，是时间的利用。
以往被王氏指派得团团转，连喘口气都是奢侈。如今，大部分时间只需围着两个病人的炕头转。喂完药、收拾完污秽后，她便有了大段相对完整的时间。她以“捡柴”、“洗衣”为名，出门的频率和时间都大大增加。
后山那片她看好的洼地，如今已悄悄开垦出约莫一张草席大小的面积。土壤贫瘠，但她耐心地将腐叶和草木灰混入，小心翼翼地埋下了几颗发了芽的野薯块茎，又从河边移栽了几丛生命力旺盛的水芹菜。她不敢大规模动作，只能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经营着这微不足道的“私产”。
最重要的，是信息的获取和生计的探索。
货郎再来时，她不必再绞尽脑汁找借口，只需说一声“去给娘抓点药”或是“买点盐”，便能光明正大地在货郎担前停留更久。她不再只看不买，而是会用自己积攒的、微不足道的“私房”（包括那两枚铜钱和偶尔用精心处理的草药、野果换来的零碎），换取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一小包针线，几根最便宜的绣花针，一小块靛蓝的粗布头，甚至是一本不知从何处流落来的、残缺不全的《野菜图鉴》。
她开始有意识地打听外面的消息。借着在河边洗衣、在井边打水的机会，她会默默倾听妇人们的闲聊。哪家需要短工，镇上哪家铺子收山货、收绣品，价钱几何，她都暗暗记在心里。
她甚至尝试着，用那本残缺的图鉴和脑中零碎的记忆，辨认、采集了一些品相较好的草药，如柴胡、车前草、益母草等，仔细晒干整理好。她不敢轻易卖给货郎，怕被压价或引来注意，只小心地收藏起来，作为可能的储备。
一次，她听到村里妇人议论，镇上的“济生堂”药铺偶尔会收乡民自采的、品相好的新鲜草药，价钱比干货郎公道些。
这个信息，像一粒火种，落入了她的心田。
去镇上，意味着更远的路，更复杂的环境，但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广阔的天空。
她知道，这很难。王氏绝不会允许，她一个妇道人家独自去镇上。但……如果是为了“给家里挣钱还债”呢？如果是在王氏母子病重、家中无米下锅的“不得已”情况下呢？
一个模糊的计划开始在她脑中成形。
她需要等待，需要一个更充分的理由，也需要积攒一点点能够支撑她往返镇上的“资本”——无论是几个铜板，还是一包袱品相上乘的草药。
夕阳西下，岑卿背着满满的柴捆，手里还提着一篮洗净的野菜，踏着暮色回到王家。
院子里依旧弥漫着药味，正房里传来王氏有气无力的咳嗽声。
她放下东西，熟练地生火、熬药、热粥。
动作麻利，眼神沉静。
卧榻之侧，鼾声与病吟交织。
方寸之间，生机与谋划暗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