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四年，汴京皇宫的集贤殿内，灯烛通明。柴荣于繁忙的政务之余，召见了几位以博通经史着称的翰林学士。他并非要与他们吟诗作赋，而是提出了一个深沉的问题。
“朕近日翻阅前代史书，见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皆曾沙汰僧尼，整顿佛门。诸卿皆饱学之士，可否为朕析之，彼时之举，与今日之事，有何异同？”
柴荣的问题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深刻的用心。他深知自己所为，必将在史书上留下重重一笔，与“三武”并列。他需要理解历史的脉络，也需要为自己的政策寻找历史的依据和定位。
一位年长的学士捋着胡须，沉吟片刻，率先开口：“陛下垂询，老臣姑妄言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当年灭佛，其起因乃是怀疑僧侣与盖吴叛乱有涉，加之身边重臣崔浩笃信道教，极力排佛。故其行事，雷霆万钧，诛戮沙门，毁经焚像，带有极浓的道佛相争及政治清算色彩，手段最为酷烈。”
另一位中年学士接口道：“北周武帝宇文邕则不然。其先后数次召集僧侣、道士、儒生进行大规模辩论，本意或在于调和三教，确立治国正统。最终因种种缘由，特别是考虑到佛教耗费国力，遂下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其目的虽亦为富国强兵，但过程更具论理色彩，且同时压制佛道二教，并非独针对佛门。”
“至于唐武宗李炎，”第三位学士补充道，“其朝中宰相李德裕等力主排佛，背后亦有道士赵归真等人推波助澜。武宗本身崇信道教，希求长生，故其‘会昌法难’，经济考量固然重要，然道教之影响乃至个人求仙之私心，亦掺杂其中，动机并非纯粹。”
柴荣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叩御案。待众学士说完，他缓缓抬起头，目光深邃：“如此说来，三位前代帝王，其举措或源于宗教纷争，或夹杂个人好恶，虽皆有强国之需，然起因皆不如朕之单纯。”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坚定而清晰：“朕今日所为，非因不喜浮屠，非为崇信黄老，更非与僧侣有私怨。朕之所虑，仅在二字：‘实’与‘虚’。寺僧数十万，不耕不战，虚耗国帑；铜像万千，无益民生，虚占财用。当此天下未定，生民涂炭之际，朕必须去虚务实，将每一分人力、每一寸铜铁，皆用于开拓天下、养息百姓之实处！朕之诏令，条分缕析，何寺当废，何僧当留，皆有法度可依，非为滥施暴力。留存合法寺院，亦是此理，导人向善之正法，朕不废也。”
众学士闻言，纷纷颔首。他们听懂了皇帝的弦外之音：与前三次灭佛相比，周世宗此次行动，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动机的纯粹性：几乎完全基于现实的经济和军事需求，剥离了宗教斗争和个人信仰的复杂因素，是一场冷静的、理性的国家资源再分配。其二，政策的法制化：不是一场情绪化的宣泄，而是通过系统、详细的诏令来推行，有标准、有步骤、有区别（如保留敕额寺），更侧重于“限佛”和“管理”，而非简单的“毁灭”。其三，程度的可控性：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如太武帝时期），主要针对财产和制度，而非人身迫害。
这番比较，让柴荣更加明确了自己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他不是简单的模仿者或重复者，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更成熟、更务实的方式，处理帝国与宗教关系的实践者。五代乱世，政权更迭如翻饼，如何有效地汲取资源、巩固政权，是每个统治者的首要课题。柴荣的限佛政策，正是这种五代特色的集权模式的一次集中体现，它少了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多了些生存竞争的冷酷计算。
集贤殿的讨论持续了很久。当学士们告退后，柴荣独自站在殿外，仰望星空。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必将与“三武”并列，被称为“三武一宗”。但他希望，后世史家能够看清其中的差异，理解他在这场看似相似的风暴背后，那份不同于前人的、基于残酷现实的治国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