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29日，上午11点的旧鼓楼大街，车流如织，表面平静。
北侧地下通道的阴凉里，一场决定生死的较量骤然爆发。
西城公安分局刑警支队的侦查员李戎和王力勇，经过五分钟的殊死搏斗，在战友周寿山和社区巡逻员的协助下，终于将一名疯狂反抗的壮汉死死按在地上。
当冰冷的手铐“咔嚓”锁住对方手腕时，侦查员们从那个不起眼的双层纸袋里，掏出了一根直径3厘米、长50厘米、重达10公斤的冷硬螺纹钢筋棍——
这，就是笼罩北京城长达一年之久，制造了百余起惨案的“闷棍”噩梦的根源。
噩梦频发，京城震动
时间回溯到1999年7月，一种极其残忍的犯罪模式像幽灵般出现在北京的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起初是零星的抢劫案，但进入2000年8月，这股恶流骤然升级，变得密集而疯狂，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8月22日11时20分，紫竹桥南侧人行天桥。正值壮年的戴某，后脑遭受钝器重击，瞬间昏迷。醒来时，手机和5000元现金已不翼而飞。
8月23日11时许，海淀区定慧寺东里附近地下通道。张某在此殒命，死因同样是头部遭猛烈打击，随身钱财被洗劫一空。
8月24日10时22分，北京西站附近地下通道。一名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女子，生命在此戛然而止。
8月25日12时20分，三元桥西过街天桥。一名无辜男子倒下，再未醒来。
· 8月27日13时许，海淀区北太平庄地下通道。事主刘某虽侥幸生还，但身负重伤，财物被抢。
8月28日12时25分，玉蜓桥南侧过街天桥下。北京市某局干部王某， 利用午休外出买药，却遭此横祸，倒在便道旁，被群众发现时已身亡。
一桩桩血案，记录在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值班登记簿上，触目惊心。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民众人心惶惶，大白天行走于这些本为便利而设的公共设施时，也不得不提心吊胆。
市委高层震怒，分别在8月24日上午和27日下午连续召开紧急会议，成立“8·22”专案组，下达死命令：此案必破，否则无法向首都人民交代！
张网以待，猎手出击
压力如山，北京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刑侦处根据局长指示，精准分析了作案特点，迅速组织各分、县局刑警力量，对全市范围内的人行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布下天罗地网。化装设伏、蹲守监控，多种侦查手段齐上阵。
西城公安分局刑警支队闻令而动。他们对全区42个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进行了周密排查，深入研究案件规律，制定了“打、防、控”相结合的周密方案。
自8月25日起，在案件高发的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时段，一张无形的巨网悄然撒开。
在马甸桥、人民医院、鼓楼大街等重点区域，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他们是化装成卖香烟、水果小贩的侦查员。
目光如炬，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经过天桥和通道的行人，等待着“闷棍恶魔”再次现身。
狭路相逢，勇者制胜
8月29日上午，侦查员李戎、王力勇、周寿山等人再次进入岗位，潜伏在旧鼓楼大街北口西侧地下通道的南北入口附近。
李戎和王力勇守在南口，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神经紧绷。
11时许，目标出现了。两个身高均约1.80米的男青年，一前一后，相隔不远，从南口走进了地下通道。
走在前面那个，手里提着一个用两个纸袋套在一起的袋子，里面的物品显然非常沉重，压得纸袋深深凹陷，步履也显得有些吃力。
“袋子有问题！”李戎和王力勇交换了一个眼神，瞬间达成了默契。
这种重量和谨慎的包装，极不寻常。两人立即悄悄跟上。
就在通道中段，李戎突然一声断喝：“站住！”
两名男青年身体一僵，猛地回头，脸上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慌。这瞬间的反应，更加深了侦查员的怀疑。
“警察！盘查！”李戎和王力勇一个箭步冲上，迅速将两人逼至墙根。王力勇一把夺过那个沉重的纸袋，放在地上。
“你们是干什么的？”李戎厉声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名男青年竟强作镇定，反问道。
“我们是警察！”
“谁证明？有证件吗？”
就在王力勇伸手掏工作证的一刹那，那名高个男青年眼中凶光一闪，猛地窜出，企图抢夺地上的纸袋！
这突如其来的反抗，意味着袋子里绝对有致命的东西！
电光火石之间，王力勇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拦腰将其死死抱住，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李戎见状，迅速将另一名男青年制服并铐住，随即加入战团，与王力勇合力擒拿那名拼命反抗的高个男子。
地下的搏斗声惊动了通道外的周寿山。他立即带着两名社区巡逻员飞奔而下，加入这场力量悬殊但过程激烈的抓捕。
这名高个嫌疑人年轻力壮，像一头困兽般殊死搏斗。
五名抓捕人员先后五次将他重重摔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但每次上手铐时，他都能凭借蛮力挣扎着窜起来！
在第四次被摔倒时，他竟张口狠狠咬住了侦查员周寿山的大腿，剧痛传来，周寿山却死死按住不放。
五分钟！这场看似短暂却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终于结束。
当嫌疑人被彻底制服后，侦查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寒光闪闪、10多厘米长的折叠刀。而那个沉重的纸袋里，正是那根预示着死亡的螺纹钢筋棍。
恶魔供述，罪行滔天
随后十个小时的突击审讯，是一场艰苦的心理攻坚战。最终，那个身藏折叠刀的男人，在铁证面前，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低下了头。
他叫焦颜俊，29岁，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一个罪行累累的惯犯。“我是逃犯，”他带着一种扭曲的炫耀口吻说，“打‘闷棍’这招，算是我发明的。”
他的履历堪称罪恶编年史：1989年因盗窃罪在原籍被判刑7年；1995年释放后流窜至北京，于1997年11月因打“闷棍”抢劫被朝阳公安分局抓获，判刑10年，送至辽宁盘锦监狱服刑；
1999年7月，他越狱潜逃回京，结识了同样负案在逃的内蒙古乌海市人马军。
马军，1990年来京做过保安，后因打架被开除。2000年6月，在海淀区“万家灯火”装饰城因口角纠纷，持刀扎死一人后潜逃，是北京市公安局网上通缉的要犯。
两个亡命之徒一拍即合，重操焦颜俊的“旧业”。焦颜俊甚至供称，自己已经“打上瘾了”，“如果几天没作案，或者头一天没得手，手就发痒。下次作案，非得连着干两起，把‘损失’补回来不可。”
他们的凶器也经历了“升级换代”：开始用木棍，嫌太轻不够狠；换过锤子，又嫌笨重不便携带；也试过用刀直接刺、用绳索勒颈，但又怕受害人呼叫惊动他人。
最终，他们选定了螺纹钢筋棍——分量足、杀伤力大、挥动起来顺手，堪称“完美”的夺命工具。
在他的供述中，夹杂着令人发指又偶尔闪过一丝畸态“忏悔”的细节：
“有一回，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拿着手机跟对象甜甜蜜蜜地通电话呢。我抡圆了钢筋棍，照着他后脑勺就下去了……就一下，人当时就没声了。
我捡起手机，里头还传出他对象‘喂喂’的喊声……就那么一秒钟，阴阳两隔了。我当时心里也咯噔一下，还流了眼泪，觉得这事干得忒缺德了。”
“还有一次，打了个年轻女的，抢过她的手提袋一看，里头就两筒茶叶……为这点东西把命丢了，想想是挺可惜的。我跟他们无冤无仇……”
焦颜俊坦言，有时他也想过收手，“我父亲、哥哥都是国家干部，家里条件不差，我何苦呢？”
他曾对马军说：“咱别干了，太缺德。”但马军一句话就堵了回来：“不干？吃啥喝啥？这样来钱多快！”
利益的诱惑最终战胜了残存的良知，他们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特意选择在白天作案，因为人们普遍警惕夜晚，对白天的安全隐患容易放松。
每天傍晚6点后，他们就龟缩在丰台区吴家村某招待所的310房间内，不再出门。
8月29日这天上午，他们刚从复兴商业城尾随一名取款的女子，因找不到下手机会才转战至旧鼓楼大街地下通道，没想到刚露头就栽在了火眼金睛的侦查员手中。
罪责难逃，警钟长鸣
根据焦颜俊的交代，警方经过艰苦核实发现，自1997年2月焦颜俊单独作案，以及1999年7月二人合伙以来，三年多时间里，他们在北京共实施抢劫、杀人作案高达149起，其中已查实123起！
仅1999年7月后，二人就在东城、西城、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等区的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及路边，作案53起，抢得手机68部、bp机、金首饰及现金等财物不计其数。
当被问及为何钟情于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时，焦颜俊道出了其狡猾的算计：“天桥上视野好，警察来了，我们能看见，往马路对面跑就行。
马路中间有隔离带，警察开车追得绕路，给我们逃跑留了时间。地下通道人少，好下手，地面上的人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也方便我们藏匿和逃跑。”
随后对马军的审讯，他也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这两个视人命如草芥的“闷棍恶魔”，最终被押入看守所，不久后经法律审判，双双被判处死刑，得到了应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