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半黑车
1986年7月18日深夜，北京站广场灯火昏黄。
北京市宣武区陕西巷的无业青年高瑞斌，揣着兜里仅剩的几毛钱，蹬着破旧的三轮板车，在人群中寻找着“肥羊”——他干的，是当时被称为“蹬黑车”的私拉乘客营生。
将近午夜，他在前门箭楼东侧，瞄上了一个背着鼓鼓囊囊旅行包、正在路边张望的男青年。
“哥们儿，要车不？包送，还能介绍稳妥旅店，统共就给‘一张儿’。”
高瑞斌凑上前，用那个年代的黑话报出十块钱的价码。“一张儿”指的就是印着“各族人民大团结”图案的十元纸币。
男青年打量了他几眼，点头上了车。三轮车吱呀作响，载着两人拐进了宣武区陕西巷深处的一家小旅馆。可偏偏不巧，旅馆挂出了“客满”的牌子。
“说好了住上店才给十块，现在没住成，我一分没有！”男青年态度坚决。
到手的“大团结”要飞，高瑞斌心头火起，眉头一皱，压低声音：“这都半夜十二点多了，您上哪儿找店去？这么着，不行……您住我家去？”
男青年警觉地问：“你家远吗？都有谁？”
“不远，就拐弯儿。家里就我一人儿。您要去，还按十块钱算。”高瑞斌尽力让语气显得诚恳。
听着便宜，又看夜深人静，男青年——后来得知是湖南某县的业务员小李，犹豫片刻，还是点了头。
二、 引狼入室
高瑞斌住的是一座三户合居的杂院，此时夜深人静，另外两户窗内漆黑，鼾声隐约可闻。他掏出钥匙打开自己那间屋门的挂锁，侧身让小李先进。
小李进屋后，借着昏暗的灯光迅速扫视：一个大衣柜，一张双人床，墙角堆着锅碗瓢盆，生活气息很浓，不像电影里孙二娘开的那种黑店，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两人合衣躺在那张双人床上。睡前闲聊，小李自报家门，说是湖南来的业务员，还随口感慨：“这趟不容易，带了一万多块钱，想着在京里办点紧俏货回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万块”这三个字，像一根钢针，狠狠扎进了高瑞斌心里最敏感的部位。
后半夜，窗外淅淅沥沥下起了雨。高瑞斌一觉醒来，听见身边陌生的鼾声，先是吓了一跳，定神才想起睡前的事。
潇潇夜雨，敲打着他的心绪，往事翻涌：自己三十一岁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却四进宫的“履历”；刚从“圈里”出来这几个月，倒腾西瓜、茄子，挣那点钱连酒钱都不够；还有那压得他喘不过气的五千块赌债，以及根本不敢想的媳妇……“光棍苦啊！”
“一万块！”这个数字在他脑海里疯狂回响。有了它，赌债能还清，还能逍遥好一阵子！
偷？虽然是自己老本行，可这是在自己家，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为了那“一大捆”票子，他恶向胆边生，决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杀心既起，他悄然翻身下床，摸黑来到院中，在墙角掂量着捡起两块沉甸甸的铺地方砖。
回到床边，他看着黑暗中熟睡的小李，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将方砖狠狠拍了下去！
紧接着，他又抽出蒙古刀，扯过毛巾被……一切发生得很快，没太费事。
他喘着粗气，在黑暗中用毛巾胡乱擦着满手的黏腻，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探囊取物”。
当他翻遍了那个旅行包和死者所有的衣兜后，气得浑身发抖，差点当场抽自己耳光——哪有什么一万块！里里外外，只翻出一百多块钱！
“嘿！！！我x！”他内心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这到了阎王殿，我也得跟小鬼儿喊声‘冤’！”
三、 兄弟的抉择
雨停了，天光微亮。高瑞斌从狂躁中清醒过来，看着眼前的烂摊子，开始手忙脚乱地“料理后事”。他将尸体塞进了双人床的床底下。
7月19日上午，住在东城的弟弟高瑞华正在家轮休，大哥高瑞斌突然找上门。一进门，这个向来混不吝的大哥，竟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
全家人都被这反常的一幕弄糊涂了——他长这么大，哭的次数屈指可数。
高瑞华小心翼翼地问原因，大哥只是反复念叨：“尽干对不起家里人的事了……我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具体什么事，却死活不说。
过了一会儿，高瑞华被大哥拉着出去买烟。回来时，又被大哥神秘地“邀请”进胡同的公共厕所。
眼看四下无人，高瑞斌才压低嗓音，郑重地“通知”他：“我杀人了。”
这消息如同五雷轰顶，吓得高瑞华两腿一软，差点瘫倒在污秽的地上。
“那……尸首呢？”
“在我床底下塞着呢！”
“都……都谁知道？”
“这不就跟你说一声，我再想辙。”
大哥的这份“信任”，像一道冰冷的绞索，瞬间套在了高瑞华的脖子上。
他魂不守舍地跟着大哥回家，看着大哥把手表捋下来，连同准备好的衣物、新买的两条天坛烟都留在家里，又拿出一个信封，让他按地址给青海一个劳改时认识的狱友寄去。
临骑车离开前，高瑞斌没忘了“安慰”并威胁弟弟：“放心，这事与你们无关。可你要敢报官……哼！也知道我的手段！”
大哥走了，留下高瑞华陷入巨大的恐惧和挣扎。他以上班为名，把妻子叫出来紧急商量。
报案？那就意味着亲手送大哥上刑场，兄弟情分和良心备受煎熬。不报？包庇杀人重犯，一旦查出来，自己也完了，值得吗？
法律与亲情在他心中来回撕扯了近两个钟头。最终，高瑞华一咬牙，一跺脚，对妻子说：“走，去分局！”
当宣武分局的民警根据转来的报案，赶到高瑞斌的住处时，现场触目惊心：床下的尸体、染血的衣物、行凶的方砖和蒙古刀赫然在目，屋内角落里还有一个刚挖了半截的浅坑。
心有余悸的邻居们对民警说：“你们早来一步就好了。
他下午跟我们借铁锹，说是‘堵耗子洞’，在屋里折腾了半天。刚出去没一会儿。”
四、 末路伏法
此时的高瑞斌，已成惊弓之鸟。7月20日傍晚，他转悠到了崇文区花市一带，敲开了曾一起服刑的狱友胡家的门。
胡家哥儿几个多数有过“前科”，胡某本人经过责任区民警反复耐心的帮教，已经在印染厂当了正式工人，决心改过自新。
见高瑞斌这个“底儿潮”的旧识来访，胡某还是以礼相待。
但看他愁眉紧锁、坐立不安的样子，胡某心里明白：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而且准没好事。
胡某很机灵，提着半瓶酒，端了盘花生米，把高瑞斌让进里屋。几杯酒下肚，高瑞斌长叹一声：“我完了。早晚是个死。”
胡某试探着问缘由。高瑞斌闷头不语，只要烟抽。胡某摸摸自己口袋没烟了，便陪他出去买了包“红缨”牌香烟。
回到里屋，胡某继续跟他“套瓷”：“咱这关系，你还不信我？有啥难处就说。”
高瑞斌这才吐露实情，把前夜图财害命的经过说了，并哀叹：“下午本想在家把尸首埋了，傍晚出去吃了顿饭，回来就看见胡同里停着警车，门口围了不少人，我知道事发了……吓得我把酒瓶子和一瓶准备去味的来苏水都扔了，蹬车就跑。
到和平门扔了自行车，坐出租车在市里瞎转，后来在龙潭湖猫了几个钟头。现在没地儿去，想在你这凑合一宿，再往外地跑。”
胡某内心震惊，表面却不动声色。他冷静地打定主意，假意劝慰：“好死不如赖活着，先到外地躲躲风头也行。”
随后借口出了里屋，立刻把母亲拉到一边，急促地低声说：“妈！快去派出所报告！屋里那小子杀人了！”吩咐完，他又转身回屋继续“陪”着高瑞斌。
胡母不敢怠慢，小跑着赶到东花市派出所，但话没说死，留了余地：“同志，我们家来个挺可疑的人，你们派人去瞧瞧吧。”
值班所长见不是紧急情况，便先派了两名民警跟着胡母前去查看。
民警盘问时，高瑞斌故作镇定，自称是“人民机械厂工人，住朝阳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着还要借“上厕所”开溜。
此时胡某已经从屋里出来，见状急了，一把将一位民警拉到旁边，压低声音急切地说：“别听他胡扯！这小子是杀人犯，快铐上，别让他跑了！”
同时，他自己蹬上自行车，再次冲向派出所搬救兵。
很快，增援民警赶到，几双有力的大手迅速将高瑞斌制服，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在他腕上合拢。从发案到主犯落网，未超过七十二小时。
1986年11月3日，经审判，高瑞斌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一场始于十元车费的贪念，最终吞噬了两条年轻的生命，也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城，留下了一页法与情、罪与罚的沉重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