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段上坡路，过了一道岗，又过了一条河，天色已经很暗了，前面隐约有依稀的灯火，两人沿着大路向前走。
“老蔡，这已经走了五个钟头了，前面找个地方窝一宿，明天咱继续赶路。”
“老原，跟你在一起，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你可别说了，我现在肚子里咕咕叫，饿得胃里冒酸水。”
“我也差不多，咱们再坚持坚持。”
两人互相打着气，来到一个山村，看到一户人家屋子里亮着灯。一敲门，就听到狗叫，随即听到一个人说：“别叫了。这是谁啊，半夜有啥事儿。”
一个人拿着手电过来开了门，原为民说道：“我们是县肉联厂的，想找一下你们村支书。”
一听是县城的人，那人很热情，他说他们村子里只有生产队长没有支书，把两人领到了队长家，队长的女人打开门，说丈夫去延州揽活了。两人说明原委，女人说既然是过夜，隔壁是她的一个表叔一个人住，她叫开表叔的门，把两人介绍给那个表叔。
那个表叔把两人领到屋里，屋里很干净，就是有股中药味，“两位老领导，我们都是穷地方，你们就委屈一宿，你们吃过饭了没有？”
原为民实情相告，那个表叔到房外烧了水，给他们一人打了四个荷包蛋，又拿过来几个烤红薯，“你们就将就将就，你们喝不喝酒？”
“有酒最好了，我们走了几十里了，喝点酒活活血。”
表叔拿来大半瓶酒，“你们不要嫌弃，这酒我前天刚打开的。”
两个人早就饿的心慌，狼吞虎咽吃了东西，表叔坐在一旁吸烟。
酒足饭饱后，三人开始东拉西扯拉起了话。
这个地方叫三里岗，属于临谷的地盘，这个村就几十户人家，村里的青壮年都去延州揽活了，剩下些老人和小孩儿。
原为民问：“听口音不是本地的人。”
表叔说他是汉中人，是一个老光棍，在多年前投靠到三里岗。
“你们两位都是老领导，怎么大半夜来到这里？”
“我和老蔡都是操心的命，已经退休了，厂里被承包了，那帮人不好好干，现在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老工人凑了钱让我们去延州搬救兵，结果在长途车上被劫路的搜刮一空，还把我们撵下了车。”
表叔说他姓唐，老唐说：“看来命里注定你们不该介入他人的因果。”
蔡恩民说：“这怎么算是别人的因果，里面的大多数人以前都是跟我们两个干的。”
老唐用力吸了一口烟，“有些事儿不该管的真不能管，我在这块儿就吃过大亏。以前我也是吃公家饭的。”
原为民不经意间打量着老唐，老唐继续说道：“我原来在黑龙江当过兵，复员后在公安工作，后来又到陕北参与治理汉水流域的工程，挖沟渠，运泥土，加固堤坝，工作挺辛苦，但也让我见识了不少地方。
再后来调到新疆的一个机械化农场，那里是劳改农场，负责管理犯人。农场条件差，到了冬天特别冷，我偷偷养的狼狗咬伤了总队领导，那狗平常很听话，那天不知道撞了什么邪，差点把领导的手腕咬断，这事闹大了，没有一个人敢替我说好话，尽管我平常帮了他们很多忙。
到了事儿上，才看清人情冷暖，我被抓进了放设备的小仓库，他们关了我整整一个月，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来看我。
后来领导的伤恢复的差不多了，他们也把我的狼狗给煮了吃掉，想着这事儿就过去了。
第二年的冬天雪下的埋到膝盖，因为风雪封路没燃料，要是这样下去大家都得冻死。为了活命，我和同伴就把附近一条小木桥拆了当柴烧，结果被领导抓到把柄，说是破坏交通，把能加到我头上的罪名一个不少的摞到我头上。
更可气的是那些跟我一起拆木桥的同伴商量好了，都说是我的主意我带的头，总领队把反革命罪名扣上来，加上以前的事，我又被隔离在小仓库里，等着审查。
总领导是退伍军人，当过连长，对我本来就有意见，这次正好借机整我，这次凶多吉少。
咱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一旦被扣上反革命，那可是杀头的罪。
我不能坐在那里等死，幸好以前在治理汉水流域，我帮过一个孤儿，他来找我，知道了我的这种情况，夜里把我救了出去，给我弄了一匹马，我连夜骑马跑到火车站，买票坐火车跑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后想投奔我哥，我哥没敢收留我，只给了我二十块钱让我继续跑。
过了几年东躲西藏的日子，实在没有办法了，用萝卜刻了公章，伪造证件和介绍信，又跑回了老家一带。现在就在这里等死，你们说我这都是什么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