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松花江面上结的冰能跑卡车。我穿着母亲织的紫围巾蹲在江堤上，看冰面上三三两两的人凿洞钓鱼，鱼钩甩下去时带起的碎冰碴子在阳光里闪，像极了母亲临终前输氧管里冒的气泡。那天她把我叫到床边，手指摩挲着我围巾边缘脱线的地方，说等开春了要给我补，说丫头你看这毛线团绕啊绕，终究能绕出个头来。可她没等到开春，就像那些气泡一样，噗地碎在二月的风里了。
父亲是在母亲头七那天走的，他把家里的存折塞进我羽绒服内袋，说去南方找点活计，语气轻得像在说今晚吃面条还是米饭。我站在火车站台看他的背影消失在雾蒙蒙的蒸汽里，突然想起小时候他举着我摘槐花，那时候他的背影像座山，现在却瘦得让我想起江边被冻裂的树干。站台广播在喊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即将进站，我摸了摸内袋里硬硬的存折，转身往相反方向走，雪地上的脚印很快被新落的雪盖住，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在江堤下的旧仓库住了半个月，晚上裹着三条棉被还是冷，牙齿止不住地打颤。白天就去便利店买个馒头，边啃边看货架上的杂志，有次看到本旅游杂志，封面是个穿比基尼的女孩在海边笑，海浪卷着细沙漫过她的脚踝。我盯着那片蓝色看了很久，直到便利店老板敲着柜台说小姑娘你再不买就出去，才惊觉自己的口水把杂志角都弄湿了。
后来遇到陈叔是在一个雪后的清晨，我蹲在巷口啃冷馒头，他推着辆装满蜂窝煤的三轮车过来，车轮碾过雪地发出咯吱声。他停下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我没理他，他就自己蹲下来，从棉袄里掏出个铝制饭盒，打开来是热气腾腾的小米粥，上面浮着几块金黄的玉米饼。我看着那团热气升到他眼镜片上，变成白茫茫的雾，突然就哭了，眼泪砸在雪地上，烫出一个个小坑。
陈叔的茶馆开在老街尽头，青瓦白墙被岁月磨出包浆，门楣上“知味”两个字掉了半边，远远看去像“矢未”。他说这房子是他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从前松花江还没结冰的时候，码头上的船工们都爱来喝碗热乎茶。现在茶馆里常客不多，除了几个下棋的老头，就是我这种躲清静的人。我帮陈叔擦桌子时，总看见他对着墙上挂的老照片发呆，照片里是个穿旗袍的女人，手里抱着个虎头枕，背景是艘泊在江边的木船。
茶馆的冬天特别暖，土灶烧着松枝，烟气从烟囱里飘出来，在屋顶积成白白的一团。陈叔教我煮茶，说水要三沸，一沸如鱼目，二沸如涌泉，三沸如腾波。我蹲在灶台前看火苗舔着锅底，想起母亲熬中药时也是这样，水汽把窗户糊得白茫茫的，她总说煎药如煎心，急不得。有次我不小心把茶壶摔了，那是陈叔用了十几年的紫砂壶，我蹲在地上捡碎片，手指被划出血来，他却摆摆手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个新壶，壶身上刻着“寒夜客来茶当酒”。
夏天来得猝不及防，某天清晨我推开茶馆的木门，突然闻到满街的槐花香。阳光像蜂蜜一样淌在青石板路上，卖冰棍的三轮车叮铃哐啷响，穿背心的男人坐在竹椅上摇蒲扇，蝉鸣声从老槐树的枝叶间漏下来，砸在地上碎成一片。陈叔把藤椅搬到屋檐下，泡了壶茉莉花茶，茶叶在玻璃杯中舒展，像睡足了觉伸懒腰的姑娘。我穿着短衫短裤，蹲在门槛上啃西瓜，红色的汁水顺着胳膊流到手腕，引得路过的蝴蝶停在我手臂上，翅膀一开一合，像在尝甜味。
那天傍晚来了个小女孩，扎着两根羊角辫，眼睛肿得像桃子。她站在茶馆门口不肯进来，手指绞着裙角，我蹲下来问她怎么了，她抽抽搭搭地说找不到妈妈了。陈叔往她手里塞了块绿豆糕，说别急，吃点甜的心里就敞亮了。小女孩咬了口糕点，腮帮子鼓得像小仓鼠，眼泪还挂在睫毛上，却伸手抓住我的衣角说姐姐你的围巾好看。我这才想起脖子上还围着母亲织的紫围巾，入夏后一直没摘，汗渍把边缘的毛线浸得发硬。
我们带着小女孩在巷子里找了两个小时，最后在邮电局门口看到个穿碎花裙的女人，正抓着个卖的小贩说话，眼泪把睫毛膏都冲花了。小女孩尖叫着扑过去，女人蹲下来紧紧抱住她，我看见她后颈有块月牙形的胎记，和小女孩耳后的一模一样。陈叔站在旁边抽烟，烟头在暮色里一明一灭，他说当年他老婆也是这样，带着女儿去买糖葫芦，一转头人就不见了，后来找了三天三夜，在松花江的轮渡上找到了，女儿抱着根船桨睡得正香。
入伏那天热得像蒸笼，茶馆的竹帘被风吹得哗哗响，我把电风扇搬到柜台前，对着它直咧嘴。陈叔不知从哪弄来个旧冰箱，里面冻着绿豆汤和酸梅汁，来喝茶的老头们都说这是神仙日子。傍晚时分突然下起雷阵雨，雨点砸在青瓦上噼里啪啦，像有千军万马在屋顶奔跑。我站在门口看雨帘，突然想起小时候和母亲在屋檐下躲雨，她把我护在怀里，说雨点是天空的眼泪，每滴眼泪都藏着一个故事。
雨停后我去巷口买酱油，路过废品站时看见堆成山的旧书，其中一本封面上有个女人在海边奔跑，长发被风吹起，像要抓住天上的云。我蹲在地上翻了半天，找出本泛黄的诗集，扉页上写着“生如夏花之绚烂”，字迹被水渍晕开，像朵开败的花。回去的路上看见几只萤火虫，绿光在暮色里飘，我想起小女孩说想看萤火虫，就把它们装进玻璃罐，放在茶馆的窗台上，像撒了一把星星。
秋天来得静悄悄的，老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风一吹就扑簌簌往下掉。陈叔的咳嗽越来越厉害，常常坐在藤椅上喘半天，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老毛病了，喝碗姜汤就好。有天我在灶台前煮梨水，听见他在里屋翻箱倒柜，出来时手里拿着个红绸布包，里面是张泛黄的车票，日期是1965年8月15日，目的地是上海。他摩挲着车票说，这是当年他和老婆约好去上海的票，后来女儿生病了，就没去成，再后来老婆走了，这票就一直搁在箱底。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冰面上走，脚下的冰咔嚓咔嚓响，远处有团火在烧，火光把雪地映成红色。我跑过去想取暖，却看见母亲站在火里对我笑，她手里拿着毛线针，说丫头过来，妈给你补围巾。我想往前跑，冰面却裂开了，我掉进刺骨的水里，挣扎着喊妈，突然被陈叔摇醒，他说你睡觉不老实，把被子踢到地上了。我摸了摸脸上的泪，发现手里攥着那块紫围巾，边缘的线头不知何时被人细细地补好了。
冬至那天，陈叔住院了，我在医院走廊里来回走，脚底下的瓷砖冷得像冰面。护士说他需要手术，我攥着他给我的存折，手指在密码那栏停顿了很久，那串数字是他老婆的生日。手术室外的灯亮了又灭，当医生说手术成功时，我靠在墙上滑坐在地，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毛线团，原来真的能绕出头来。陈叔醒来后看见我，笑着说丫头，等我出院了，带你去看海。
春天来的时候，茶馆的屋檐下筑了个燕子窝，两只燕子每天飞来飞去，嘴里衔着湿泥。陈叔出院后变得爱散步，我们常常沿着松花江走，看冰面一点点融化，露出深蓝色的江水。有天他指着远处的轮船说，你看，冬天的冰再厚，也挡不住春天的船。我看着江面上的波光，突然想起那个旅游杂志的封面，或许有天我真的能站在海边，让海浪漫过脚踝，就像母亲说的，每个冬天都会过去，每个夏天都会再来。
现在我坐在茶馆的门槛上，看新长出的槐树叶在风里晃，玻璃罐里的萤火虫灯还在，不过换成了LEd的，一闪一闪像星星。有个小男孩跑过来问我那是什么，我说是夏天的眼泪，他歪着头说姐姐你骗人，眼泪是咸的，这个是甜的。我笑了，递给他一块绿豆糕，远处传来卖冰棍的叮当声，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极了多年前那个在冰面上奔跑的小女孩，手里攥着一团毛线，相信所有的寒冷都会被温暖织成围巾，所有的火焰都会在某个盛夏重新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