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明部长，‘回溯考核’和干部调整，要加速了。”胡步云开门见山，“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尽快把关键岗位，特别是政法、纪检、经济、宣传这些要害部门，换上真正可靠、能打仗的干部。名单你那里有，之前因为各种顾虑，有些调整推迟了。现在，不能再拖。”
李国明有些犹豫：“步云书记，我明白。但最近……关于组织部的非议本来就不少，如果动作太快太大，恐怕反弹会更激烈，苏书记和张省长那里……”
“顾不了那么多了。”胡步云斩钉截铁，“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法。苏书记那里，我亲自去解释。张省长若有疑问，也由我来应对。你的任务就是排除干扰，加快流程。原则是：宁缺毋滥，确保政治绝对可靠、能力过硬。对于那些占着位置不干事，甚至可能暗通款曲的，要坚决调整，必要时可以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先调离岗位，再慢慢审查。”
胡步云的话等于给了李国明一把“尚方宝剑”。
李国明意识到，胡步云是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人事布局，为可能到来的风暴做准备。
他感到压力巨大，但也涌起一股使命感：“好，我知道轻重了，回去就抓紧办。”
“注意方式方法，程序上不能让人抓住大的把柄。要快，但也要稳。”胡步云最后叮嘱道。
连续密谈之后，胡步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一个下午。
他让龚澈挡掉了所有不必要的打扰，摊开北川省的地图、浩南都市圈的规划图，以及“金鼎案”、几个重大项目的核心资料。
他像一个即将面临大战的指挥官，重新审视着自己的“阵地”和“兵力部署”。
浩南都市圈是他的主要政绩，也是对手攻击的焦点，必须确保核心项目，尤其是已经引入社会资本的跨江大桥和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不能出任何纰漏。
他仔细梳理了这些项目的合作方、资金链、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标注出需要重点防范和加固的环节。
“金鼎案”是风暴眼，虽然上官芸遇害，但调查不能停，反而要更隐蔽地继续。
他思考着如何利用现有已掌握但还未公开的一些线索，比如那几个被查处官员的审讯记录中可能未被重视的细节，以及上官芸最后那份报告中提到的境外资金流向的模糊指向。
他还想到了张悦铭。
这位省长对资金的严格控制，仅仅是出于财政纪律和保守风格吗？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是否与某些利益集团有关联？
胡步云提醒自己，不能再简单地将张悦铭的行为视为政见不同，必须纳入更宽泛的怀疑范围内进行观察。
苏永强的“躺平”更是耐人寻味。作为一把手，他真能完全超然物外？
还是说，这种纵容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更高明的平衡术，或者……他也在等待什么？
直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胡步云才疲惫地靠在椅背上。
他拿起那部红色的保密电话，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拨通了一个号码。不是打给高隆，而是打给了宋道宪。
电话接通后，胡步云没有像往常一样先问候寒暄，而是直接低声道：“宋叔，北川的情况，可能比我们之前预想得更复杂。上官芸同志的事，恐怕不是意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宋道宪沉稳的声音：“步云，你确定？”
“八九不离十。对方狗急跳墙了。”胡步云言简意赅，“我想知道，京都这边，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向？尤其是……关于北川，或者与穆家旧案可能还有牵连的某些人，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
宋汉生沉吟道：“高层大的风向还是稳中求进。但具体到某些层面……水一直就没清过。穆家虽然倒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些关系网还在暗中活动。你提到的这个情况，很严重。我会帮你留意。你自己在那边，千万要小心，稳住阵脚是第一位的，不要轻易冒险。”
“我明白。谢谢宋叔。”胡步云挂了电话。宋汉生的回应虽然谨慎，但证实了他的判断：水很深，而且京都层面也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可供利用的信息渠道和力量缝隙。
随后的日子里，胡步云表现得异常冷静和低调。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就具体工作发表强势意见，甚至在常委会上，对于张悦铭提出的一些略显保守的方案，只要不触及核心利益，他也往往表示同意或不予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