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嗣，郑州新郑（今属河南）人，唐代中后期官员、文人，宰相徐商之子，其生平虽未留下详尽传记，然从《旧唐书》《新唐书》及唐代职官史料中，仍可勾勒出他在仕途与文苑的足迹。史料明确记载其于懿宗咸通三年（862）登进士第。
出身官宦世家的徐仁嗣，自幼便浸润在浓厚的学术与政治氛围中。父亲徐商为晚唐名相，历仕文宗、武宗、宣宗三朝，以刚正不阿、治政有方着称，这样的家庭背景不仅为徐仁嗣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塑造了他对官场规则与政务逻辑的初步认知。在科举取士为核心晋升通道的唐代，徐仁嗣凭借扎实的学识功底，于咸通三年顺利通过进士科考试，彼时正值懿宗统治初期，朝政虽已显露颓势，但科举制度仍为寒门与士族子弟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进阶路径，徐仁嗣的及第，既是个人才学的证明，也延续了家族的科举荣光。
进士及第后，徐仁嗣以基层官职起步，逐步积累政务经验。唐代惯例，新科进士多需从县尉、校书郎等低阶官职做起，徐仁嗣亦不例外，其早期任职虽未见于史料，但从他后续的晋升轨迹来看，这一阶段的历练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实务基础。数年后，他凭借政绩与才干迁任司封员外郎，跻身中央官员行列。司封司属吏部下辖机构，掌管封爵、命妇等级、朝会礼仪等事务，这一职位要求任职者熟稔典章制度、具备严谨细致的处事能力，徐仁嗣能担此任，足见其在行政事务与礼法知识上的深厚积累。
乾符初年（约874年），徐仁嗣迎来仕途的重要转折——充任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在唐代中后期被称为“内相”，掌起草诏令、参与机密决策，是皇帝的核心幕僚群体，非学识出众、深得信任者不能担任。徐仁嗣能跻身此列，一方面得益于父亲徐商的声望与人脉积累，另一方面更源于自身的文才与政治洞察力。在翰林学士任上，他需随时应诏撰写制诰、敕令，参与朝政议论，其意见往往能直接影响皇帝的决策。这一时期的晚唐已危机四伏，裘甫起义、王仙芝起义相继爆发，朝政在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双重挤压下日益混乱，徐仁嗣身处中枢，想必在政策草拟与危机应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相关具体决策细节因史料阙如而无从考证。
乾符二年（875年），徐仁嗣在翰林学士任上获加司封郎中衔，品阶从六品上升至从五品上，职责仍兼掌翰林学士事务，实现了官阶与职权的双重提升。司封郎中相较于员外郎，不仅品阶更高，更需统筹司封司日常事务，对官员的管理能力与全局视野提出了更高要求。徐仁嗣“依前充翰林学士”的任职安排，表明朝廷既认可其行政能力，又重视其在机密事务中的作用，这种“职事官+差遣官”的双重身份，使其成为晚唐中枢机构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文人官员，徐仁嗣在文学领域亦有建树。《全唐诗》存其诗一首《天骥呈材》，诗云“毛骨合天经，拳奇步骤轻。曾邀于阗驾，新出贰师营。喷勒金铃响，追风汗血生。酒亭留去迹，吴坂认嘶声。力可通衢试，材堪圣代呈。王良如顾盻，垂耳欲长鸣”，全诗以骏马喻贤才，借咏物抒发怀才欲遇、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措辞典雅，意境高远，既体现了唐代咏物诗的典型风格，也暗藏着他对自身仕途与时代命运的感慨。这首诗的留存，为我们了解这位晚唐官员的文学素养与精神世界提供了珍贵窗口。
关于史料中未见徐仁嗣任京兆尹的记载，或为后世传抄讹误。京兆尹为首都长安的行政长官，权位极重，通常由资深官员担任，其任职记录在正史中多有明确记载，而现存的《旧唐书·僖宗纪》《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权威史料均未提及徐仁嗣担任此职，反倒是其父亲徐商曾兼任京兆尹，或许是后世将父子二人的官职混淆所致。
徐仁嗣的生卒年虽已不可考，但从其任职时间推算，他主要活跃于懿宗、僖宗两朝，这正是唐王朝从勉强维持到分崩离析的关键转折期。他的仕途轨迹——科举及第、基层历练、中枢任职——堪称晚唐士族子弟的典型范本，其生平事迹虽零散，却折射出那个动荡时代中，士大夫群体在维系朝政运转与文化传承中的努力与挣扎。作为宰相之子、翰林学士、文人墨客，徐仁嗣以多重身份在晚唐历史上留下了淡淡的印记，其事迹与诗作，也成为研究晚唐政治与文学的珍贵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