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城市的阳光照常洒落在校门口，但这几日，许多学校门前的安保力量明显增强了。教育局下发的“校园欺凌全面排查通知”已经铺开，全市235所中小学进入临战状态，校长、年级主任、心理老师、班主任，人人如履薄冰。
李一凡亲自签署了这道指令，不带任何修饰措辞，只有一句话：“所有欺凌事件必须如实上报，凡有隐瞒，一律追责到底。”
他要的不是形式主义的问卷，而是系统性挖掘校园里的“隐秘角落”。
教育局快速搭建了“校园欺凌数据上报系统”，由凡星智联和机制办提供接口支持。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年级、每一个班级的历史欺凌事件、教师处理记录、学生投诉次数、心理测评数据，全部被系统自动抓取分析，匹配异常标签。
很快，第一批预警数据就浮现出来——
江南中学，某重点初三班级，在过去半年中曾连续出现五起“未被定性”的学生间冲突事件，其中两起学生出现住院记录，一起家长向市信访办匿名投诉未果，均被学校以“同学之间误会”轻描淡写地处理。
李一凡看着这些冰冷的数据，脸色愈发阴沉。
“我要你们去学校，不是为了听校长背材料。”他看向机制办副主任孙哲，“我要你们去听学生怎么说、班主任怎么掩盖、家长怎么无奈——你们不听这些，就不要回来了。”
……
当天晚上，三个由市委派出的督导小组分别进驻三个数据异常高发的中学。所有人都没有提前通知校方，只以市里“心理健康调研组”的名义暗访。
在江南中学，小组成员乔装进入教学楼，选择了几个先前在数据中出现“欺凌高频标签”的学生，进行了非正式访问。
“有没有觉得最近班里有些不对劲？”一位女督导轻声问坐在后排的女孩。
女孩眼神闪躲了一下，然后悄悄低声说：“我不能说，她们会知道的……她们会笑我、会在厕所里堵我……”
几句话之后，整个督导组的心几乎被拧紧。
那不是普通的调皮打闹，那是有组织、有隐蔽、有默许的“群体排挤”，更可怕的是，老师知道，却装作没看见。
另一位男生则更直接：“有一次我被他们往厕所里按头，是语文老师路过，他看到就说一句‘你们别闹了’，然后就走了。我跟班主任讲，她说‘别太敏感，要学会适应集体’。”
“适应集体？”听完录音的李一凡冷笑了一声，“好一个适应集体。”
……
与此同时，林允儿也展开了另一条线。
她联系了几位信得过的媒体朋友，让他们匿名走访这些重点学校，采访学生、家长甚至学校门口的流动摊贩。许多信息原本散落无章，但一经串联，一条完整的隐性暴力链条逐渐成形：
成绩导向极强的重点中学，老师默认“边缘学生”在集体中被孤立；家长对“孩子被打”反应迟缓，因为怕影响孩子升学；校长担心丑闻曝光影响“优秀示范校”称号，压制一切负面信息。
甚至有一名家长控诉：自己的孩子因为性格内向被宿舍同学长期“冷暴力”，反映三次无果后选择转学，校方一句“学生性格有缺陷”作为结论，拒不承担任何责任。
林允儿把这些材料汇总成文，交到李一凡办公桌上时，他一句话没说，翻阅了整整半小时。
最后，他用力合上那叠资料，起身走向窗边，声音低沉：“你说得对，机制不能只是算法和模型，它必须伸进这些最黑暗的角落。”
“这些地方，最怕光。”
……
机制办技术组连夜根据已有数据，设计出了“欺凌高危学校风险模型”，将所有学校按照“欺凌频次、处置质量、心理异常数据密度”三项指标进行等级划分，最终有18所学校被系统标注为红色警戒区。
当夜23:00，市委常委办公会紧急召开。
李一凡在会上提出：
“从即日起，凡是机制平台标注红色警示的学校，必须在七日内完成内部问责、教师追责、心理干预三项措施，市纪委、教育系统联合监督。”
他点名江南中学，责令副校长兼德育主任停职检查，启动专项审计，并向社会公开问责通报。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没有人出言反对。
因为所有人都看见了那封跳楼女孩的遗书，看见了她在最后一天还在试图找人倾诉，却始终没有等到回应。
舆情系统在这一天再次刷新预警阈值，但这一次，星城市并没有“被动跟进”，而是主动出击、主动审视、主动改革。
李一凡在机制平台主界面，新增了一个入口模块——
“校园欺凌红色标注预警系统”。
当他在系统中输入指令，十八所学校的地图位置一一浮现于眼前，每个学校都被标上了醒目的红色坐标点。
这些点，像一个个滴血的信号灯。
“从今天开始，任何孩子的哭声、任何家长的质疑，都不能再被埋进制度之外。”李一凡声音坚定。
“我们治理的不只是数据，是孩子的尊严，是家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