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是非篇》主要通过列举大量历史事例和观点，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是非判断的复杂性和相对性。以下是详细介绍：
内容概述
- 是非标准的不确定性：开篇指出“天下是非，无所定也。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意思是天下的是非没有固定标准，不同时代、不同人有不同的是非观。例如，古代的禅让制，在当时被视为高尚的道德行为和政治典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能被认为是权力争夺的一种隐晦形式。
- 仁与义的两面性：“仁者，爱也；义者，宜也。”但过度的仁爱可能导致偏私，如君主因宠爱某个臣子或亲属而给予不合理的赏赐；而义如果被僵化执行，可能会变成形式主义，如为了遵守所谓的“义”而不顾实际情况，导致事情无法妥善解决。
- 刑罚与德治的权衡：“刑者，禁恶而劝善者也；德者，养人而成务者也。”刑罚可以禁止恶行，维护社会秩序，但如果过于严苛，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德治能培养人的品德，但如果没有刑罚作为后盾，也可能无法有效约束一些违法行为。所以治理国家要根据实际情况，权衡刑罚与德治的运用。
核心观点
- 变通思维的重要性：《是非篇》强调看待事物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标准和观念，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判断是非。例如，在战争时期，为了取得胜利，可能需要采取一些在和平时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手段，如使用间谍、制造假象等，但在当时的情境下，这些行为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正义——保卫国家和人民。
- 实用主义的倾向：判断是非不仅仅依据道德准则，还应考虑实际效果和利益。只要行为能带来有利的结果，如使国家安定、人民幸福、事业成功等，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被视为正确的。比如，商鞅变法在推行过程中，虽然采取了一些强硬手段，打破了传统的贵族特权，但使秦国逐渐强大，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从长远来看，这一变革是符合秦国利益的，是正确的决策。
《长短经·是非篇》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面、辩证看待事物的视角，有助于在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政治治理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长短经·是非篇》中涉及诸多历史事例，用以说明是非判断的复杂性和相对性，以下是一些相关事例：
子贡赎人
鲁国规定，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能将其赎回，可从国库领取赎金。子贡赎回鲁国人后，却拒绝领取赎金。孔子认为，子贡此举看似高尚，实则不妥。因为子贡的行为树立了过高的道德标准，使其他人若领取赎金，会显得品德不如子贡，从而可能导致人们不再愿意赎回奴隶，这反而违背了鲁国制定赎人政策的初衷。
子路受牛
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对方为表感谢送他一头牛，子路接受了。孔子对此表示赞赏，认为子路的行为会鼓励更多人去救溺水者。因为人们看到做好事能得到实际回报，就会更积极地去行善。
子产不毁乡校
郑国的子产不毁掉乡校，因为他认为人们在乡校中议论朝政，能让他了解民众的意见和需求。虽然有些议论可能对他不利，但这有助于他改进政策，更好地治理国家。如果毁掉乡校，堵住民众的言论，看似减少了反对声音，实则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商鞅变法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连坐法等。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引起了一些贵族和民众的不满，但从长远来看，使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从当时秦国的发展需求来看，商鞅变法的举措是正确的，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争议。
《长短经·是非篇》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既有一定冲突，也存在一些相通之处。
冲突方面
- 是非判断的灵活性与法律的确定性：《长短经·是非篇》强调是非无定，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判断。而现代法治理念要求法律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以明确的条文规定行为准则，让人们能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像《是非篇》那样过于灵活地判断是非，可能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导致执法和司法的随意性。
- 实用主义倾向与法律原则的坚守：《是非篇》有实用主义倾向，注重以结果和利益来判断是非。但现代法治强调法律原则和程序的重要性，即使某个行为可能带来好的结果，如果违反了法定程序或法律原则，也可能被认定为非法。例如，不能为了获取犯罪证据而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即便获取的证据可能有助于打击犯罪。
相通之处
- 权衡利弊的思维：《是非篇》主张在判断是非时权衡利弊，这与现代法治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在立法过程中，需要权衡各种利益关系，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等，以制定出合理的法律。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会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在法律框架内平衡各方利益。
- 因时制宜的理念：《是非篇》认为是非判断要因时制宜，现代法治也强调法律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需要不断修订和完善，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这体现了一种动态调整的理念。
虽然《长短经·是非篇》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存在一些冲突，但其中也有一些观点可以为现代法治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