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左岸的花神咖啡馆里，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愤怒地将一份《世界报》拍在桌上，头版赫然刊登着海明威接受电击治疗的剧照，演员扭曲的面容在报纸上凝固成永恒的控诉。
“这就是他们标榜的自由！绞杀自由思想的自由！”
他的怒吼在贴着《解放军在巴黎》电影海报的角落激起回响，正在修改手稿的波伏娃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与邻桌的萨特短暂交汇，随后这一群左派知识分子都向这个风暴中心聚拢，展开了热烈辩论。
罗马、伦敦、马德里，类似的场景在文化沙龙和大学校园里不断涌现。
意大利共产党组织的街头放映会吸引了无数工人，他们从海明威联想到自己可能的遭遇，愤怒的口号声在广场上响起。
在哈瓦那，卡斯特罗在革命广场的放映仪式上举起海明威的书籍。
他紧握拳头，对着挤满广场的民众高呼：
“海明威，我们亲密的朋友，他是人民的作家！他的遭遇证明了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容忍为底层呐喊的声音！无论这声音来自哈瓦那，还是来自爱达荷！向被迫害的英雄致敬！”
广场上雷鸣般的回应声浪，让纪录片的影响力在拉美如同燎原之火。
当这场文化海啸越过大西洋时，它撞上了水门事件后美国社会脆弱的信任堤坝。
尽管三大电视网保持诡异的沉默，尽管政府以雷霆之势将这部纪录片彻底打入禁片之列，但架不住利亚带着变种人，将无数装载着真相的胶片盒与录像带，如蒲公英种子般洒向这片937万平方公里的国度。
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着同样的戏码——越是明令禁止的东西，反而在暗处疯长。
官方掌控的主流报纸和电台噤若寒蝉，可那些在街角报亭叫卖的三流小报才不管这些禁令。油墨未干的头版上，耸动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大胆，只要能多卖出几份，他们甚至敢把整部纪录片的剧照做成通版特辑。
这股风潮很快蔓延开来。
先是《村声》这样的先锋刊物开始连载深度评论，接着中西部几家向来敢言的进步报纸也按捺不住，用整版篇幅报道这部纪录片在欧洲掀起的轩然大波。
最令人意外的是，一向保守的《得梅因纪事报》竟在周日特刊上刊登了那张着名的电击治疗照片——虽然做了模糊处理，但画面中扭曲的面容依然触目惊心。
地方电台的主持人们仿佛突然找回了职业勇气，在深夜节目中大胆引用纪录片的关键对白，那些被官方刻意忽略、严令禁止的真相，就这样像病毒一样在美国社会中迅速蔓延。
在这股暗流涌动的风潮中，地下胶片贩子们意外地成了最大的赢家。
他们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在禁令颁布的第一时间就嗅到了商机。只不过一时之间难以获取资源。
随后，利亚帮了他们一点小忙。
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投机者们，根本不在乎那些神秘出现在仓库门口的原版胶片究竟来自何方，他们只知道，赚钱的机会掉到了他们脑门上。
曼哈顿下城某个阴暗录像店里，蓄着络腮胡的老板正对着来进货的客户讨价还价：“这可是官方认证的禁片！你知道有多难运进来么？至少得这个数！”他比划了一个数字。
而那些掌握着专业复制设备的大佬们，更是日进斗金——他们的地下工厂深处，工业级胶片拷贝机正发出永不停歇的嗡鸣。这些本该躺在正规制片厂里的精密设备，此刻却在油渍斑斑的混凝土厂房里昼夜运转，齿轮咬合的节奏活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当局苍白的禁令上。
老百姓确实疯了似的想要看这部禁片。
人们四处打听“那片子的下落”。有些社区甚至出现了“地下观影会”——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十几个人屏息围坐在一台老式放映机前，仿佛在进行某种禁忌的宗教仪式。当画面亮起的瞬间，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抽气声。
就像这间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狭小公寓里，退休高中教师、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弗兰克，正和几个老邻居挤在那台吱呀作响的录像机前，观看那部不知道被翻录了几手的纪录片。
屏幕上，海明威遭受电击的痛苦画面让弗兰克浑身战栗。
“上帝啊……”他颤抖着指着屏幕上那个演员模糊但痛苦的面孔，“我上次看到这种表情，还是在集中营的审讯室里……他们怎么能……怎么敢这样对待写出《丧钟为谁而鸣》的人？胡佛！那个该死的魔鬼！他该庆幸他已经死了，不然我会亲手送他下地狱！”
次日清晨，弗兰克从橡木书柜最深处取出珍藏的海明威签名本，加入了由退伍军人协会组织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他亲手制作的标语牌在风中微微晃动，上面用鲜红的颜料写着：“他们谋杀了我们的战友，谋杀了真正的美国硬汉！”
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一场挤爆了人的关于纪录片的讨论会上，原本就反对越战的嬉皮士诗人金斯伯格激动地挥舞着双臂：
“这哪里只是针对海明威！今天他们把电极按在诺贝尔奖得主的太阳穴上，明天就会塞进每个异见者的嘴里！海明威没有被古巴的卡斯特罗或苏联的KGb摧毁，他死于我们自己培育的怪物之手。这就是我们麦卡锡时代的奥斯维辛，一个由电报线、电椅和精神酷刑构成的集中营！”
金斯伯格突然抓起手边的喷漆罐，转身在书店斑驳的砖墙上龙飞凤舞地涂写起来。红色漆雾在灯光下像血雾般弥漫，诗句在墙上狰狞地生长：
当电椅成为作家的扶手椅
这个国家正在用
直流电书写
所有人的讣告
喷漆罐落地的脆响还未消散，几十部相机已经对准了这堵突然活过来的墙。有人跪在地上疯狂抄写，有个扎着脏辫的女孩没带纸，干脆脱下t恤抄写诗句。
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社区酒吧里，电视上播放着关于纪录片热度的晚间新闻片段，当然内容和措辞都无比谨慎。
一个叫亨利的中年工人灌了一大口啤酒，对着电视画面嘲讽地说：“嘿，伙计们看！原来白人老爷们对自己族里的大作家也下手这么狠！就因为他说了几句穷人的好话？那我们呢？难怪他们对我们可从来没客气过！”
他的话引来一片低沉愤懑的赞同声，海明威的遭遇，被他们视为美国种族和社会压迫的又一铁证，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和对自身处境更深的忧虑。
愤怒超越了党派。
即使是保守地区的居民，在听说了纪录片中关于非法窃听、持续多年精神折磨和残酷无理的医疗干预细节后，也感到背脊发凉。
“这是对《圣经》与《权利法案》的双重亵渎！”德克萨斯州红土镇的老牧师在布道中提到，“无论海明威先生持什么观点，他都不应遭受这样的摧残。这比私刑更邪恶，因为它披着法律的外衣！”
最后，连霉国作家协会都站了出来。协会的声明以烫金字体印在重磅纸上，措辞之激烈仿佛要刺穿纸背：“政府此举是对思想自由的公然扼杀，是对美国文学传统的背叛！”
然而，当海明威当年被列入黑名单，稿费断绝、出版社纷纷撕毁合同时，尽管他向美国作家协会求助，但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协会成员中，有人保持沉默，有人连夜修改书稿，用红笔狠狠划掉那些“不合时宜”的段落，有人刻意与海明威保持距离，生怕被人拍到自己与“危险分子”的合影。
更精彩的是那些急于表态的。他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得痛心疾首：“我早就看出海明威思想有问题！”
如今，这些家伙仿佛突然集体患上了健忘症，遗忘了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文学界的忏悔浪潮正席卷各大报刊专栏。当年参与批判海明威的评论家们，如今纷纷以“反思者”的姿态粉墨登场。
好一场虚伪的作秀！
至于水门事件后本就摇摇欲坠的霉国政府信誉，在海明威纪录片风暴的连续重击下，几乎彻底破产。
谁能想到，一份尘封多年的冰冷档案，竟能点燃如此燎原之火？国会山的收发室被抗议信函淹没，信函助理们不得不推着手推车运送愤怒的民意。白宫新闻秘书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据说他做梦都在重复一句话——“无可奉告”。
焦头烂额就对了。
要的就是这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