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在煤矿子校同事的孙富贵老师，是地区中师中文班的毕业生，在初中部任教语文。
孙富贵长相粗犷，留着短平头，脸又黑又长，着装随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农民。他说话很有底气，但满口邻县方言。
孙老师平日与学生嘻嘻哈哈，学生根本不怕他，当面都直呼他的名字：“富贵，富贵，真的荣华富贵！”于是，连同事也叫他“富贵老师”。学生还模仿他的邻县话，惹人发笑。我妹妹当时在孙富贵任教的班级读书，她说，“富贵老师”上课就像赶集，乱糟糟、闹哄哄的。
随着教龄见长，富贵老师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决心改变形象。他学着穿西装、皮鞋了，戴上了一副平光眼镜，与教师的模样开始挂钩。他也尽量注意说话少开玩笑，变得严肃起来。
富贵老师改变形象这一招确实有效，学生听话多了，上课没那么乱了，纪律变好了，成绩提高了，受到了学校领导的肯定与家长的欢迎。不过，他那口邻县方言丝毫没有改变。
煤矿单位里的北方人居多，学校子弟大都讲普通话，富贵老师使用邻县方言上课显然不合时宜，学生要么听不懂，要么听懂之后又笑得直不起腰。
富贵老师用邻县方言对学生进行课堂点名。我妹妹叫黎敏荣，普通话念起来很好听，但是邻县方言念成“利命佣”，可以说面目全非了。
富贵老师上课时，用邻县话朗读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与普通话相差千里，可谓字音全变，叫人哭笑不得。比如开头一句“廉颇者，赵之良将也”，邻县话念成“亮破借，凿兹亮江叶”，与普通话腔调悬殊，声母、韵母完全找不着北。
布置大扫除时，富贵老师把扫帚说成是“条机把机”，扫地叫做“臊迪”……
在学生的哄笑声中，富贵老师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为此，学校领导也我是1978年寒假在省城长沙结婚的，婚后，我回到煤矿子校继续教书。直至1979年底，组织上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接受我的申请，把我调进先生所在的省城工作。
依据当时的政策，我被安排到省城的远征中学担任教师，从此在省城定居。
我曾在省城串联、读大学，对这个城市很熟悉，但对远征中学很陌生。远征中学只有初中，一度让原来教高中的我不太适应。好在我很快融入集体，与学校的老师们相互熟悉，打成一片了。
远征中学是市内的区办中学，教师大多数是女老师，学历普遍是中专。但是，她们很有教学水平，上起课来一板一眼，管理学生一套一套的。我在远征中学迅速成长起来，业务能力显着增强，还当上了教导处副主任，与教导主任在工作上配合默契。
远征中学有一段时间很是兴旺，全校共有16个班级，人数众多，学生成绩在全市四所区办中学中数一数二。当时，不少遭其他学校开除的学生，都被家长带过来投靠远征中学，说本校的老师有办法“把坏学生教成好学生”。
确实，远征中学的不少女教师颇有教育界“女强人”的风范。后来，其中有人成为了区教育局局长，有人担任了中学校长，还有人创建了其他学校。
我在远征中学工作了十年，还是挺有成就感的。